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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(1)


  这六十多篇杂文,是受了压迫之后,从去年六月起,另用各种的笔名,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,陆续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的。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“灵感”的“文学家”吹嘘,有无法隐瞒之势,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,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。但不善于改悔的人,究竟也躲闪不到哪里去。于是,不及半年,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。敷衍到十一月初,只好停笔,证明了我的笔墨,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,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。

  不做文章,就整理旧稿,在年底里,粘成了一本书,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,也都添进去了,看起分量来,倒比这以前的《伪自由书》要多一点。今年三月间,才想付印,做了一篇序,慢慢的排、校。不觉又过了半年,回想离停笔的时候,已是一年有余了,时光真是飞快。但我所怕的,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。

  记得《伪自由书》出版的时候,《社会新闻》曾经有过一篇批评,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,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──《后记》。这其实是误解的。我的杂文,所写的常是一鼻,一嘴,一毛,但合起来,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,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。但画上一条尾巴,却见得更加完全。

  所以我的要写后记,除了我是弄笔的人,总要动笔之外,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,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,却不是“完全为了一条尾巴”。

 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,批评些社会的现象,尤其是文坛的情形。因为笔名改得勤,开初倒还平安无事。然而“江山好改,秉性难移”,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。《序的解放》碰着了曾今可,《豪语的折扣》又触犯了张资平,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,我还自己不知道。但是,待到做了《各种捐班》和《登龙术拾遗》以后,这案件可就闹大了。

  去年八月间,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,出了一种《十日谈》,这位诗人在第二期(二十日出)上,飘飘然的论起“文人无行”来了,先分文人为五类,然后作结道──

  除了上述五类外,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;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,总是因为没有饭吃,或是有了饭吃不饱。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,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。一枝笔,一些墨,几张稿纸,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。呒本钱生意,人人想做,所以文人便多了。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。

 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。

 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,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。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;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,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:但求闻达,不顾羞耻。

  谁知既为文人矣,便将被目为文人;既被目为文人矣,便再没有职业可得,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。

  文人的确穷的多,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,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。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“诗人”,又是有名的巨富“盛宫保”的孙婿,将污秽泼在“这般东西”的头上,原也十分平常的。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“大出丧”有些不同,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,开锣喝道,过后仍是一条空街,还不及“大出丧”的虽在数十年后,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。穷极,文是不能工的,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,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。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,以为钱可使鬼,就也可以通文。使鬼,大概是确的,也许还可以通神,但通文却不成,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。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,便是说明官可捐,文人不可捐,有裙带官儿,却没有裙带文人的。

  【注释】

   《社会新闻》:参看本卷第182页注。该刊第五卷第十三期(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)发表署名“莘”的《读〈伪自由书〉书后》一文,攻击鲁迅说:“《伪自由书》,鲁迅著,北新出版,实价七角。书呢,不贵,鲁迅的作品,虽则已给《申报·自由谈》用过一道,但你要晓得,这里还有八千字的后记呢,就算单买后记,也值。并且你得明了鲁迅先生出此一书的本意,是为那些写在《自由谈》的杂感吗?决不是,他完全是为了这条尾巴,用来稳定他那文坛宝座的回马枪。”

   《十日谈》:邵洵美等办的一种文艺旬刊,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创刊,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。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。

   “盛宫保”:指盛宣怀,参看《伪自由书·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》注。清廷曾授他“太子少保”官衔。一九一六年盛死后,他的家属举办过轰动一时的“大出丧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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