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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子见南子》(4)


  七 小题大做史梯耳

  关于曲阜二师排演《子见南子》引起的风波

  至圣孔子是我们中国“思想界的权威”,支配了数千年来的人心,并且从来没失势过。因此,才遗留下这旧礼教和封建思想!

  历史是告诉我们,汉刘邦本是一员亭长,一个无赖棍徒,却一旦“贵为天子”,就会尊孔;朱元璋不过一牧牛儿,一修道和尚,一天“危坐龙庭”,也会尊孔;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,也要“存汉俗尊儒(孔)术”。这些“万岁皇爷”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?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“民”们不敢反抗,不好“犯上作乱”而已!我们无怪乎从前的文人学士“八股”都做得“一百成”,却没有半点儿“活”气!

  中山哲学是“知难行易”,侧重在“知”,遗嘱又要“唤起民众”,更要一般民众都“知”,至圣孔子却主张民只可使“由”不可使“知”,他说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是不是和中山主义相违!现在革命时代,于反动封建思想还容许他残留吗?

  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为了排演《子见南子》一剧,得罪了“圣裔”孔传堉等,邮呈国府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“侮辱宗祖孔子”的罪名,惊动了国府,派员查办。我因为现在尚未见到《奔流》上的原剧本,无从批判这幕剧是否侮辱孔子,但据二师校长说:“本校排演此剧者,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,在艺术之中,认取人生真义”云云。夫如此,未必有什么过火的侮辱,不过对于旧礼教或致不满而已。谈到旧礼教,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,并非孔子所手创,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,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、锢蔽思想的罪恶,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!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时代,还要不要尊孔,要不要铲除封建思想,要不要艺术产生,自然明白这次曲阜二师的风波是关系乎思想艺术的问题,是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!

  不过国府教育部为了这件演剧琐事,却派员查办啦,训令查复啦,未免有“小题大做”之嫌,我想。

  一九二九,七,十八,于古都

  ﹙七月二十六日《华北日报》副刊所载﹚

  八 为“辱孔问题”答《大公报》记者﹙文/宋还吾﹚

 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《大公报》社评,有《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》一文,昨天才有朋友找来给我看。看过之后,非常高兴。这个问题,在山东虽然也引起各报的讨论,但讨论到两三次,便为别种原因而消沉了。《大公报》记者居然认为是个问题,而且著为社论,来批评我们。我们除感佩而外,还要对于这件事相当的声明一下,同时对于记者先生批评的几点,作简单的答复。

  我们认为“孔子见南子”是一件事实,因为:一,“子见南子”出于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不是一部假书,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,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。二,孔子周游列国,意在得位行道,揆之“三日无君则吊”,“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”的古义,孔子见南子,是可以成为事实的。

  《子见南子》是一本独幕悲喜剧。戏剧是艺术的一种。艺术的定义,最简单的是:人生的表现或再见。但没有发见的人,也表现不出什么来;没有生活经验的人,也发见不出什么来。有了发见之后,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,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。《子见南子》,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,与孔子的礼的不同;及周公主义,与南子主义的冲突。他所发见的有浅深,所表现的有好坏,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。如果说: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,不应该把“子见南子”这回事编成剧本,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: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。

  《大公报》的记者说:“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:即须忠实,须谨慎,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。”这是立论的公式,不是作戏剧的公式,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。

  又说:“子见南子,‘见’而已矣,成何艺术?有何人生真义?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?”(在这里,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。我的答辩书原文是:“在礼教与艺术之间,认取人生真义。”书手写时错误了。不过这些都无关宏颁。)“见而已矣!”固然!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,孔子且曾发誓,是所谓“见”者,岂不大有文章?而且南子曾宣言:到卫国来见寡君的,必须见寡小君。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,参乘过市。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,辑在一块,表演起来,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?艺术的表现,有作者自己在内,与作史是不同的呵!

  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,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,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,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,让观众自己认识去,怎见得发见不出人生的真义?原剧所表演的南子,是尊重自我的,享乐主义的;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,要得位行道的。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,又怎能没有冲突?至于说:“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,乃宋儒以后之事,非原始的孔教。”我要请问:原始的礼教,究是什么样子?魏晋之间,所常说的“礼法之士”,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?

  又说:“例以如演《子见南子》之剧,可以明艺术与人生。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!”上文说过:艺术是人生的表现,作者在表演人生,观者看了之后,各随其能感的程度,而有所见于人生,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。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,这有什么奇怪?难道说,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,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么?

 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身上观察说:“自汉以来,孔子横被帝王利用,竟成偶像化,形式化,然其责孔子不负之。──真理所示,二千年前之先哲,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。”

  我却以为不然。自汉以来,历代帝王,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?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,都是什么样的人?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,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?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子?一般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,成为游民阶级的“士”,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号之下产生出来的吗?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,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吗?他们所祖述的孔子学说,不见得都是凭空捏造的吧?

  孟子说过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几乎被朱元璋赶出圣庙去。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,除了认孔德成为“仁侄”之外,还刻印了十三经。封建势力善以孔子的学说为护符,其责孔子不负之谁负之?

  又说:“孔学之真价值,初不借政治势力为之保存,反因帝王利用而教义不显。”那么,记者先生对于我这次被告,应作何感想呢?

  记者先生说我们研究不彻底,态度不谨严。记者先生忘记我们是在表演戏剧,不是背述史实;我们是在开游艺会,不是宣读论文。而且“自究极的意义言之”,演者在表演实人生时,不用向他说你要谨严谨严,他自然而然地会谨严起来;因为实人生是严肃的,演者面对着实人生时,他自会严肃起来的。同时,如果研究的不彻底,也绝对表演不好。在筹备演《子见南子》的时候,我曾教学生到孔庙里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,而且要过细地看一下。对于《论语》,尤其是《乡党》一篇,要着实地研究一下。单为要演戏,还详细地讨论过“温良恭俭让”五个字的意味。我们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样彻底,但已尽其最善之努力了。记者先生还以为我们太草率么?我们应当读书十年之后,再演《子见南子》么?不必吧!记者先生既说:“《子见南子》剧脚本,吾人未见;曲阜二师,如何演剧,更属不知。”还能说我们研究不彻底,态度不谨严么?何不买一《奔流》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看看,到曲阜实地调查一下再说呢?这样,岂不研究的更彻底,态度更能谨严些么?

  而且我们演剧的背影是什么?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?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?记者先生也许“更属不知”吧?那末,所根据的史实是什么呢?记者先生对于孔学本身,未曾论列,何谓礼教?何谓艺术?更少发挥。对于我个人,颇有敲打,对于我们演《子见南子》微词更多,不知根据的什么理论?

  所谓“孔学的本身”,与“孔学的真价值”,到底是什么?

  请《大公报》的记者,具体的提出来。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立场上,愿意陪着记者先生,再重新估量估量。

  一九二九,七,二八 济南旅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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