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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服的没落


  几十年来,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。清朝末年,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,也恨马褂和袍子,因为这是满洲服。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,看见那边的服装,高兴的了不得,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,叫作《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》。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。

  然而革命之后,采用的却是洋装,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,要便捷,要腰骨笔挺。少年英俊之徒,不但自己必洋装,还厌恶别人穿袍子。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,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。樊山回问道:“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?”少年答道:“我穿的是外国服。”樊山道:“我穿的也是外国服。”

 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,给袍褂党扬眉吐气。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,和近日的因为卫生,因为经济的大两样。后来,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,不但袁世凯朝,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,五四运动之后,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,规定制服了,请学生们公议,那议决的也是:袍子和马褂!

 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,因其不合于卫生。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,本是可以弯曲的,弯腰曲背,在中国是一种常态,逆来尚须顺受,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。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,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。脖子最细,发明了砍头;膝关节能弯,发明了下跪;臀部多肉,又不致命,就发明了打屁股。违反自然的洋服,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。

  这洋服的遗迹,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,恰如辫子小脚,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。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,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。这怎么办呢?

  恢复古制罢,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,一时实难以明白;学戏台上的装束罢,蟒袍玉带,粉底皂靴,坐了摩托车吃番菜,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。所以改来改去,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。虽然也是外国服,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——这实在有些稀奇。

  四月二十一日。

  【注释】

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,署名士繇。

  《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》作者署名英伯,发表于一九〇三年九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《浙江潮》第七期。此题目原语出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:王莽被杀后,刘秀(即后来的汉光武帝)带了僚属到长安,当地吏士见到他们,“皆欢喜不自胜。老吏或垂涕曰:‘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!’”按原语中“汉”指汉朝,英伯文中则指汉族。

  樊山老人即樊增祥(1846—1931),号樊山,湖北恩施人,近代文人。“我穿的也是外国服”,据易宗夔《新世说·言语》记载,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:“王壬甫硕学耆老,性好诙谑。辛亥之冬,民国成立,士夫争剪发辫,改用西式衣冠。适公八十初度,贺者盈门,公仍用前清冠服,客笑问之。公曰:‘予之冠服,固外国式;君辈衣服,讵中国式耶?若能优孟衣冠,方为光复汉族矣。’客亦无以难之。”

  一九一二年十月,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常礼服。

  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《论语》第三十九期发表的《论西装》一文中说:“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,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,在伦理上,美感上,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。”

  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《新生》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:“杭(州)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,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,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”。当时北京、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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