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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系最近军事计划


  ——白和报告(一九二七年一月)

  近自张作霖就安国军之职后,其讨赤之声似稍低降,而其和之望念,屡屡露之于外。然迄最近,证诸奉方对西北、对河南之用兵,更证诸奉方其他一切之言动,则又窥见其倾重于战之一途。

  奉方内部于最近旬日间,确定其方针,内容如次:

  奉方对南之真意,可概括言之如左:姑以他人之兵力抵御党军、国民军,他们能抵御得住,固佳,如不能,则奉方出其生力军以与转战数省疲敝无力之党军、国民军战,如此,确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。

  兹更详细说明其策略步骤如次:(1)在今日,以孙传芳、张宗昌两军与浙、皖党军交战,更使吴佩孚之直系军与豫西国军交战,倘能抵御得住,奉方不废[费]一兵一弹而可高枕无忧,自亦为奉方之所愿。(2)倘孙、张、吴三军能击败党军与国军,甚或克复浙、闽、赣、鄂、陕、甘诸省,则亦为奉方之所愿。奉方正可依据预约或依据事势之可能,而得直、鲁、豫三省之地盘。(3)倘孙、张、吴三军为党军和国军所击败,则东南方面,第一牺牲者,自为先锋之孙传芳。孙灭,自然由宗昌继之。在河南方面,第一牺牲者,自为忠于吴佩孚之直系军。吴之灭亡,不过时间问题,倘能就豫省军内觅得一适当之人,以为吴之代替者,驱之以抵御国军,此则计之上者。如果此项适当之代替者觅不出,则惟有调奉军实行入豫,进而与党军直接交战,此则计之下者。其所认为适当之代替人乃靳云鹗、田维勤、魏益三、寇英杰、齐燮元等五人,最近设尽方法极力拉拢此五人,依然只田、齐二人可就其范,此张作霖对于河南所以十分愁虑,无时或释者也。(4)倘长江方面张宗昌复继而为党军所击败,河南方面吴佩孚覆灭,或代替人根本觅求不得,或代替者亦继吴而灭,此则张作霖之所更愿。

  张宗昌、孙传芳、吴佩孚倘能战胜党军,则彼等在北方政治上之势力与地(位)自必骤然增高,同时奉方之地位与势力亦必骤然低减,此自为张作霖所不愿者。

  反之,张、孙、吴皆为党军所击败覆灭,北方统成奉系之天下,纯成张氏父子之天下,张氏父子而欲圆其总统、皇帝之梦,谁敢反对之者,此其一。张、孙、吴覆灭而后,奉军立倾其早已备妥之全部东北军起而与党军、国军直接交战。党军已转战湘、闽、赣、浙、皖诸省,先后战胜吴佩孚、孙传芳、张宗昌诸大实力者,则其元气必已大伤特伤,凋敝疲懈,甚至不堪再战;至于国军方面,自败退西北,元气今犹未复,历经陕中崎岖之道,复作战如许之久,迨其败退吴佩孚之后,其战斗力亦必大减,或并党军而更不若。若论我东北之军,补充修[休]养至如是之久,实一充实、坚强之实[生]力军,以之击破疲败[敝]之党军与国军,直如摧枯拉朽耳!决战之期,最多为一月,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,占取豫、陕、鄂、赣、苏、皖、浙、闽,易如反掌。今日黔等省,各派将领正与我奉方接洽联络,届时正可会同川、黔等省进而窥复湘、粤,则统一中国易如反掌。彼时既由我张作霖统一之,则万民拥戴,世界钦崇……(以上为张作霖与张学良之一段密语)。

  以上为奉方对南之方针与计划,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[2]。杨草有极详细之计划书,旬日前,派张[臧]式毅到津与(张)作霖为最后的具体决定。

  先是,张作(霖)与张宗昌议定地盘分配之〈包〉办法:(1)苏、皖归宗昌。(2)宗昌取得苏、皖后,以直隶让之于奉方(现时适以豫局危急,奉张在直隶境内继续扩充防地,入占保大,褚玉璞在保极力把持,而所保亦只有六十余县而已)。(3)宗昌取得赣、浙而后,则鲁省让之与奉方。

  江苏地盘,本亦为奉方之所必争,而张作霖则竟与宗昌订定上述之协定,而将苏省让之宗昌,其重要原因在当时为左列种种。

  张氏总统欲过于热切,而宗昌则系反对最激烈之人,作霖乃不得不尽其力之所及怀柔宗昌。苟奉张不以苏省让宗昌,或竟以他种办法取得苏省为己有(如收买苏省十万国军),则宗昌势必对奉取敌对或倒戈之行动(是时,宗昌方面特意散布一种谣言,谓:宗昌不便出头反奉,将是褚玉璞实行倒戈云云,实所以威吓奉张者也)。而事实上,奉军又不能先鲁军而入苏省,纵不许宗昌取苏,而宗昌亦有取苏之可能。此外,东南民众复为拒绝奉、鲁军之热烈运动,亦引起张作霖之极端得意。张在今日,乃买人心,做总统之将[梦]。纵令奉军有入苏充分可能,张必亦不屑贸然而为之,以触群众之怒也。

  右之所述,乃是奉张与宗昌订立协定之当时,其不能不以江苏让之于宗昌之原因也。张宗昌能相对的赞成安国军之组织者,亦即以取得苏、皖故耳。

  宗昌之赞成安国军,乃是有条件的,即安国军总司令应专以对南对西北之“军事”为任务,不得牵涉及于“政治”。故其致张作霖之贺电,亦只在“讨赤”两字上做文章(阎锡山亦然)。作霖欲入京主政者,固以外交团之消极拒绝,同时,实亦以鲁张之阴示反对也。

  当张作霖决将苏让于宗昌,杨宇霆大为不悦。杨之出关返奉,实有负气而去之意味。惟杨返奉而后,为大局设想,则转觉充[弃]苏之为计,弃苏而后,则可避与党军直接交战,任孙传芳、张宗昌当战局之冲,于奉方尤有无恨[限]之利益,于是乃草成一对南之计划书,内容大致如后所述。

  江苏让归鲁方,实为上策。假使奉军之今日占有江苏,则党军既入浙、皖,奉军势须立与直接交战。纵然财政诸项筹有办法,可以勉强一战,亦绝无必势[胜]之把握;倘财政仍如今日之困难,则必难得持久之战,结局或陷失败之境。吾人已往但知对南用兵之不可,今则吾人已发现暂不用兵之极端有益。孙传芳终必为时势所牺牲而受淘汰,然孙灭之后,尚有张宗昌为孙之代替者。既有鲁、孙两军为我奉军抵御党军,我奉得两重屏障,正可高枕无忧,休养一切。宗昌与党军苦战之结局,十之六七,彼殆将继孙而陷于败灭之境。然党军驰数省于打败鲁军之后,亦必精疲力竭,彼时也,我奉突出生力军二十万以击疲敝之党军,必若摧枯拉朽,事之至轻易者也。(豫)亦宜首先设法造成类似最[对]南之局,使该省境亦有如孙、张其人者,为奉作一时之屏障,为奉作先锋,挫除敌方之气势与战力。靳、魏之辈于未来之豫局关系最重,奉首当联络之,使其不为南用,而为奉用。阁揆一席,不妨畀诸云鹏,但须其确有把握拉拢乃弟。河南地盘不妨与云鹗,但须其确愿与党、国二军作战,他如忠吴各军亦不妨助以饷械,使其一致对敌。如是,则奉可高枕卧矣。靳、魏等及其他直系各军,以其内容之杂乱,饷械两乏,绝无战胜党、国二军之理,其必归于失败、淘汰,亦可预言。而豫中之党、国两军亦必成强弩之末,然后奉之生力军出而一鼓荡平之,多则十万人,少则五六万人可耳。如是,则第一步,陕、豫、鄂、赣、苏、皖、浙七省,必立归我有;然后第二步,整备大军,联络西南各省反赤将领,进而肃清珠江,则统一中国者,非奉方其谁?目前奉之于党、国二军,万必当虚为委蛇,有代表来接洽时,不妨示好,实使其疏于预防,则将来收效更大更速也。

  张阅杨之计划书毕,不禁拍案叫绝曰:“真聪明!邻阁真聪明!”曾以之示其子学良与吴俊升,亦极口赞成。于是,杨之计划书,乃成定议矣。

  此次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[3],张谓蓝曰:予统一中国已有把握。蓝谓:言其详。张谓:明春即可明了,盖即暗指杨所拟之计划(亦即奉方既定之方针)也。

  东南长江方面,在奉方视之有孙传芳与张宗昌抵御党军,在最近短时期内,自可无虞。惟河南方面,在奉方则认为十分危危,盖忠吴(佩孚)之军饷械缺乏,无作战之能力。而靳、魏之辈复倾于南,奉方虽正积极设法拉拢豫中各军,使其打先锋抵御国军,然成效如何,尚不可知。且国军冲至郑州,与党军、樊军并靳、魏等会合一起,势必不可轻侮,而奉军则又不能不入豫与之交战,既无必胜之把握,自非经过重大之牺牲不可。然牺牲之结果,未必能驱除党军、国军、樊军、靳、魏等军数大势力于豫境之外。今日奉方之于河南,真可谓忧心如痗,寝馈难安者矣。

  东南长江既有孙传芳、张宗昌为作屏障,正可持隔岸观火之态度,而河南之危,则危如垒卵,朝不保夕。故今日奉方之军事,已完全置重于京汉线上矣。

  最近奉方之人几以战讯报告张作霖者,若谓党军在浙、皖方面如何胜利进展,张不以为意,甚或置若罔闻;若谓国军在豫西方面如何胜利进展,则张立现忧虑之色,同时奉系之机关报,亦取如此之态度。即北京警察所检查通讯社稿,对于杭州失守、安庆危急之新闻,不甚扣留,对于西北军胜利之新闻,有时并官电亦不准载(对各家通讯社皆如此),亦可见奉方内部恐慌一斑矣。

  两三日前,张作霖迭得探报。一谓:冯玉祥已决定取得郑州,而后立向保大,北京进展,奉方如愿与之和,则须将京绥、京汉两线交还国军云云。又一探电,谓:冯与靳云鹗接洽妥当,靳暂勿逼吴佩孚出走,俾大军到郑时,可以生擒吴氏,以吴交付国民,由国民与吴结算六七年来之战账,是否每次战祸皆吴一人所酿出云云。蔡家花园会议席上所陈列者,皆此等关于豫事之电文也。

  奉方希冀地盘最为急切者,乃张学良与韩麟春。学良之直隶已逐渐到手,麟春之目标则在湖北(不要破烂不堪之河南),(河南拟畀于珍),故麟极力主张奉军即入豫加入前线作战。谓再延缓,至国军攻下郑州之时,奉军虽欲入豫,恐为时势所不许。对于吴佩孚则不妨立刻请其下野,不可再事姑容云云。而张作霖与杨宇霆等则俱不以为然。第一,奉军此时入豫,纵为重大之牺牲,亦难操必胜之算;第二,吴佩孚最好由党军、国军推倒之,奉方既素标榜信义二字,不能由奉方之手而使吴倒;第三,直系军为国军击溃之际,奉军正可缴其械。盖张氏必欲依照前述之方针步骤而行,先以地盘饷弹鼓励豫中直系军,使之抵御国军,减灭国军之声势和战斗力,然后奉军始起而击破之。今日之军阀注重在讨便宜,而此则大讨便宜之事也。

  张作霖刻正积极联络靳云鹗,前已令靳云鹏电告乃弟,许乃弟以河南地盘。盛传靳云鹗已为张作霖联络成功,已来电贺张就安国(军)总司令职。惟谓因环境关系,须请张勿以贺电公诸报端。靳云鹏因办妥此事,奉张始畀以组阁之任云云。此项传说,亦有谓为可信者,谓靳云鹗所求者惟地盘,奉张既许以河南,云鹗自可欣从。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[4],迟恐有误。

  云鹗二次派杨湘为代表,于十七日由信阳动身,先往见张宗昌,继再来津见张作霖。吾人不妨姑就此点而加以推测,云鹗与奉张在月之十七日以前,必尚未成立妥协,如果已经成立妥协,云鹗似乎无派代表往见宗昌之必要,更不能先见宗昌而后见奉张,故妥协纵成立,亦必在十七日以后。

  靳与党方磋商条件,既不能取得满意之地盘,而奉张则速以河南许与之,靳之舍党而就奉,亦属意中之事。换言之,即靳云鹗与奉方亦有妥协之可能,惟在今日,则尚嫌稍早耳。云鹗之于今日附南归北,必尚在犹豫未决中,暂以灰色的态度,对党、奉两方皆极力周旋,以待时局之进展,观时局之进展如何,再为最后之决定。大约杨湘日内可到京津,真相如何,不久便可探明(云鹏组阁,云鹗将来必可多得军饷,此层也可诱云鹗附奉也)。(上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)

  《中央政治通讯》第15期

  1927年1月5日以后

  [1]题解 本篇注明:“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”。当经李大钊审定以北方区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。

  张作霖于1926年12月1日于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。当日即基本决定军事战略方针,即由孙传芳担任长江前线,由张宗昌直、鲁军在江北为其后盾;由韩麟春17军由京汉线援吴佩孚;由汤玉玺、高维岳协助阎锡山在包绥方面防范国民军。其后,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河南方面。12月8日,任于珍为奉军援豫总司令。连续三日致电吴佩孚向武汉反攻。12月10日,奉军以磁县为中心已集结完成,并与吴部发生冲突。1927年1月6日,张作霖决定奉军大举入豫。本篇反映此前的奉方情况。

  [2]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 杨宇霆,字邻葛。1926年12月10日,被张作霖任命为安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。

  [3]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 蓝得森,应为蓝普森。1926年12月22日,在天津拜晤张作霖。

  [4]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 此问题,李大钊甚关注。其战略意义,后为事实所证明。吴佩孚对于奉军入豫,时而动摇,时而接受,忽而抗拒,惟靳云鹗自与南方接洽后坚决与奉对抗。1927年2月8日,张作霖宣言进兵河南。2月12日,田维勤、魏益三等公推靳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。吴部基本上归靳指挥,与入豫奉军进行激战,既使吴佩孚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计划归于夭折,亦使奉军不能直接威胁武汉。至1927年6月,入豫奉军终被北伐军与国民军击败,退到黄河以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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