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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


  ——致刘伯坚[2]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)

  (一)冯这次回来,的确是非常进步,非常左倾,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,却另给以新的生命。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、未来北伐的前途计,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。因为他的存在:第一、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,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。第二、未来北伐,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、炮兵参加,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,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,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,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,同时助以政治工作,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,所以,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。

  (二)不过我们重视西北(军)工作,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。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,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;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,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;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,他所包含的成分,他一般的政治程度。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。

 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,就是太主观了一点,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,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,所以,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“西北工作方针”中所指出的错误。我们在西北军中工作,以下几点皆(须)明白的:

  1.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,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、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,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,才能站住西北,为将来发展的基础。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,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。

  2.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,是最贫瘠苦穷之地,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,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(对回民),须对付得好,文化上亦非常落后。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,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。比如对妇女问题,只是在提倡天足,妇女教育时代,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,两性自由。

  3.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,他的部下很多还在[是]非常落后,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,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。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(若果相隔得太远,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,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,认为我们蛊惑冯如此做)。

  (三)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,是非常之对,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。尤其是指出“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,国(民)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,党代表制暂不设”,“不要限制冯之职权”更为有见地。

  军中党代表制度,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。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,才可以说以党治军,以党治国,现在,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。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,并不十分尊重。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,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。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,指挥军队。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,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(的)地步,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,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。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,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,或附属于军官,或与军官冲突,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,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,所以,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。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,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,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。

  (四)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,有能力的更是缺乏,不仅我们,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,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,须量力举办,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,而不计其影响效果。现时工作人既少,可以不必各师、旅、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,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,轮流至各师、旅、团讲演。

  (五)在西北军中,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,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,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。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,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。不良分子不惮开除,勿使败坏本党名义。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(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,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)。

  总之,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,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,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,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,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,改变其左倾观念,这是要十分小心的。

  《中央政治通讯》第11期

  1926年11月

  [1]题解 此篇原题为《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》,时间为1926年11月9日。信中有在伯坚信中发现如“西北工作方针”中所指出的错误之语,这个“西北工作方针”,应是指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》。也就是说,此信是发于中央指示方针之后。

  [2]刘伯坚 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(部长为石敬亭)。参见《守同志来信》注16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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