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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九


  律师接着往下说,“这更好。否则我就要为她道歉了。这是她的怪癣之一,我早就原谅了她,如果你刚才不把门锁上的话,我也不想再提起。我最不愿意向你解释她的这个怪癖,但因为看样子你困惑不解,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。她的这个怪癖是,几乎觉得所有的被告都可爱。她追求他们每个人,爱他们每个人,并且显然也被他们所爱;当我同意的时候,她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,让我开心。我并不为此大惊小怪,不过,看来你却着实感到吃惊。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眼力不错,你也会发现,被告们往往是可爱的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,可以说是一条自然规律。一个人被控告以后,他的外貌并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、一下子就能发现的变化。这些案子并不像普通刑事案件,大部分被告继续从事日常活动,如果有一个好律师过问的话,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多大损害。然而,有经验的人能在人山人海中把所有被告一个不漏地辨认出来。他们是怎么把被告认出来的?你会这么问。我怕我的答复不会使你满意。他们能认出来,因为被告们总是甚为可爱的。不是罪行使他们变得可爱了,因为——我起码作为一个律师,应该如实讲讲我的看法——他们并非全都有罪。也不是尔后的依法施刑事先使他们变得可爱了,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处。因此,准是对他们的控告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变得可爱了。当然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可爱。不过总的来说,他们都很可爱,连那个名叫勃洛克的可怜虫也一样。”

  律师发表了这番宏论后,K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,还点过几次头,好像对律师讲的最后几句话表示完全赞同;不过,他实际上更加认为自己的一贯看法有理,即律师总想讲一些泛泛的大道理,就像这次一样,使他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。这个主要问题是:律师在推动案子的进展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实际工作?律师住了嘴,给K一个讲话的机会,他或许已觉察到,K比往常更咄咄逼人;他看见K仍旧一言不发,便问道:“你今晚到这儿来,有什么特殊事情吗?”

  “是的,”K说,他伸出一只手,遮住烛光,以便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。“我来告诉你,从今天起,我不需要你过问我的案子了。”

  “我没听错吧?”律师问道,他一只手撑在枕头上,微微欠起身来。“我希望你没听错,”K说,他坐得笔直,似乎处于戒备状态。“好吧,咱们可以围绕着这个设想商量一下,”律师停了一会儿说。“这不是设想,而是事实,”K说。“就算是吧,”律师说,“不过咱们用不着这么匆忙。”他用“咱们”这个词,好像不想让K离开他,如果实在不能当K的正式代理人,至少可以给K出几个主意嘛。“这不是一个匆忙作出的决定,”K说;他慢慢站起来,退到椅子后面,“我是深思熟虑过的,也许考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,这是我的最后决定。”

  “既然这样,请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,”律师说,他踢开鸭绒被,坐在床沿上。他的腿上稀稀地长着白色的汗毛,他由于没穿裤子而冷得直发抖。他请K把沙发上的毛毯递给他。K拿起毯子说:“你没有必要这么冻着。”

  “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,”律师说,他把被子技在肩上,用毯子裹着腿,“你叔叔是我的朋友,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。我公开承认这点,没什么可难为情的。”K不愿意听这个老头抒发感情,因为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,而他则想避免这么做;另外,他自己承认,律师的话虽然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决定,但也使他很尴尬。“我感谢你的友好态度,”他说,“你竭尽全力,做了你认为对我有利的事,对此我表示欣赏。不过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我慢慢懂得了,光有你的努力是不够的。我当然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比我年长得多、有经验得多的人;如果我无意中似乎正在这样做,那就请你原谅我,可是——用你的话来说—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。我相信,在我的案子中,应该采取比迄今为止强有力得多的措施。”

  “我理解你,”律师说,“你感到不耐烦了。”

  “我没有不耐烦,”K说,他有点恼火,因此不那么注意酌字斟句了,“我第一次跟叔叔一起来拜访你的时候,你就应该发现,我并不把我的案子当作一码事;如果别人不强迫我想起它,可以说,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但我叔叔坚持要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;我这么做了,为的是使他高兴。从那时起,我当然希望,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,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。自从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,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。我独自一人时,什么事也不想干,但我几乎毫无忧虑;而请了律师后,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,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。我日以继夜地等着你的干预,等得我心焦如焚;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。我承认,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况,这些情况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。可是这种帮助对我来讲远为不够,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,刺痛着我的心。”K把椅子推到一边,直挺挺地站着,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。“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,”律师压低声音、心平气和地说,“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。我的委托人中,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,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,就到我这里来,站在我面前,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,嘴里说出同样的话!”

  “好吧!”K说,“这么说来,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。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。”

  “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,”律师说,“我只想补充一句,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,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,我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。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,尽管这样,你却对我不够信任。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。”律师真会在K面前低声下气!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;在这种时候,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?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,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,登门求助的人很多;对他来说,失去K这么一位委托人,失去K的酬金,算不了什么。何况他身体有病,自己应该想到,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。可是,他却紧紧抓住K不放!为什么?是因为他和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?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,他可以借为K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,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?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。K仔细端详着他的脸,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。人们几乎可以认为,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,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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