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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章 回忆往事(2)


  “写告密信的是腾格拉尔,他是用左手写的,那样,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,把它投入邮筒的是弗尔南多。”

  “这么说来,”教士突然喊道,“你自己当时也在场了?”

  教士意识到自己有点急躁了,就赶快接着说:“谁也没有告诉我,但既然您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,您一定是个见证人罗。”

  “不错,不错!”卡德鲁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,“我是在场。”

  “您没办法阻止这种无耻的行为吗?”教士问,“要不,您也是一个同谋犯。”

  “先生,”卡德鲁斯答道,“他们灌得我酩酊大醉,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都丧失了。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。凡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,但他们再三向我表示,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,完全没有恶意。”

  “第二天呢,先生,第二天,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,可是您却什么也没说,唐太斯被捕的时候您不是也在场吗?”

  “是的,先生,我在场,而且很想讲出来,但腾格拉尔拦住了我。’‘假如他真的有罪,’他说,‘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岸,假如他真的负责带了一封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委员会,假如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封信,那么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将被视为是他的同谋,’我很害怕,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着隐伏的危险,所以我就闭口不讲了。这是懦怯的行为,我承认,但并不是存心犯罪。”

  “我懂了,您是听之任之,事实如此而已。”

  “是的,先生,”卡德鲁斯回答道,“每当我想起这件事,就日夜悔恨。我常常祈求上帝饶恕我,我向您发誓,我这样祈祷还有另一个理由,那就是我相信,我现在这样穷苦就是做了这件事的报应。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件深感自责的事情。我现在就是在为那一时的自私赎罪,所以每当卡尔贡特娘们抱怨的时候,我总是对她说,‘别说了,娘们!这是上帝的意志。’”卡德鲁斯低垂着头,表示出真心忏悔的样子。

  “嘿,先生,”教士说道,“你讲得很坦白,您这样自我遣责是会得到宽恕的。”

  “不幸的是,爱德蒙已经死了,他并没有宽恕我。”

  “他并不知这回事呀。”教士说道。

  “但是他现在知道了,”卡德鲁斯急忙说,“人们说,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。”

 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。教士站起身来,神态肃然地踱了一圈,然后又在他的原位上坐了下来。“您曾两次提到一位莫雷尔先生,他是谁?”

  “法老号的船主,唐太斯的雇主。”

  “他在这个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?”教士问。

  “扮演了一位忠厚的长者,既勇敢,又热情。他曾不下二十次去为爱德蒙说情。当皇帝复位之后,他曾写信,请愿,力争,为他出了不少力,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,他几乎被人当作了拿破仑党分子而受到迫害。我已经告诉过您,他曾十多次来看望唐太斯的父亲,并提议把他接到他家里去。那天晚上,就是老唐太斯去世前的一两天,我已经说过,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,多亏了这零钱人们才能替老人偿清了债务,并象样地埋葬了他。所以爱德蒙的父亲死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,没有使任何人受害。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,是一只很大的红色的丝带织成的。”

  “哦,”教士问题,“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?”

  “活着。”卡德鲁斯回答。

  “既然那样,教士回答说,”他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,该很有钱吗,很快乐罗?”卡德鲁斯苦笑了一下。“是的,很快乐,象我一样。”

  “什么,难道莫雷尔先生不快乐吗?”教士大声说道。

  “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,不,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。”

  “怎么会糟到这种境地呢?”

  “是的,”卡德鲁斯继续说道,“是糟到了那种境地。苦干了二十一年,他在观赛商界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地位,现在他却彻底完了。他在两年之中丧失了五条船,吃了三家大商行破产的倒帐,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那艘可怜的唐太斯曾指挥过的法老号了,希望那艘船能从印度带着洋红和靛青回来。假若这艘船也象其他那几艘一样沉没了的话。他就完全破产了。”

  “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?”教士问道。

  “有的,他有一位太太,在这种种的不幸的打击下,她表现得象个圣人一样。他还有一个女儿,快要和她所爱的人结婚了,但那人的家庭现在不许他娶一个破产人家的女儿。此外,他还有一个儿子,在陆军里是名中尉。您可以想象得到,这一切,非但不能安慰他,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。假如他在世界上只单身一人,他可以一枪把自己结束掉,那倒也一了百了。”

  “太可怕了!”教士不禁失声悲叹道。

  “老天就是这样来报答有德之人的,先生,”卡德鲁斯接着说。“您瞧我,我除了刚才告诉您的那件事以外,从没做过一件坏事,可是我却穷困不堪,非但眼看着我那可怜的老婆终日发高烧奄奄一息,毫无办法可以救她,就是我自己也会象老唐太斯那样饿死的,而弗尔南多和腾格拉尔却都在钱堆里打滚。”

  “那是怎么回事呢?”

  “因为他们时时走运,而那些诚实的人却处处倒霉。”

  “腾格拉尔,那个教唆犯,就是那个罪名最重的人,他怎么样了?”

  “他怎么样了?他离开马塞的时候,得了莫雷尔先生的一封推荐信,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当出纳员,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罪过。法国同西班牙战争期间,他受雇于法军的军粮处,发了一笔财,凭了那笔钱,他在公债上做投机生意,本钱翻了三四倍,他第一次娶的是他那家银行行长的女儿,后来老婆死了又成了光棍。第二次结婚,娶了一个寡妇,就是奈刚尼夫人,她是萨尔维欧先生的女儿,萨尔维欧先生是国王的御前大臣,在朝廷里很得宠。他现在是一位百万富翁,他们还封他做了一个男爵,他现在是腾格拉尔男爵了,在蒙勃兰克路有一座大房子,他的马厩里有十匹马,他家的前厅里有六个仆人,我也不知道他的钱箱里究竟有几千几万。”

  “啊!”教士用一种奇怪的腔调说,“他快乐吗?”

  “快乐!谁说得上呢?快乐或不快乐是一个秘密,只有自己和四面墙壁才知道,墙壁虽有耳朵,却没有舌头。要是发了大财就能得到快乐,那么腾格拉尔就算是快乐的了。”

  “那么弗尔南多呢?”

  “弗尔南多!哦,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  “一个可怜的迦太兰渔夫,既没有钱,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,他怎么能发财的呢?这件事的确使我感到很奇怪。”

  “人人都觉得奇怪呀。他的一生中一定有某个谁都不知道的不可思议的秘密。”

  “但表面上,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爬到这种发大财或得到高官最禄的呢?”

  “两者兼而有之,先生,他是既有钱又有地位。”

  “您简直在对我编故事啦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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