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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徐敬可处士书


  辱示《春秋地名考》,采择群书,援据精确。尝惜郑樵之谱,张洽之表,徐得之之记,未寓于目。足下书成,可以无憾矣。以仆蒙滞,安能有所是正。

  惟于召公封国注,从《帝王世纪》,以为文王庶子,鄙意不能无疑。文王之昭,一十六国,富辰言之详矣。召公初不与其列,《谷梁传》谓周之分子,谯周谓周之支族,司马迁但与周同姓,其于公旦叔鲜叔度,皆特书弟以别之。孔颖达亦:“召公必非文王之子”,独皇甫谧异是。既以召公为文王子,乃欲并原丰为一,颖达已斥其谬。然则宜存皇甫之说而驳正之者也,至足下谓燕初封未得蓟,以仆考之,燕之始封,本都于蓟,故班固曰:“蓟,故燕国,召公所封。”逸斋《诗补传》:“蓟后改为燕,犹唐之为晋,荆之为楚。”惟因《记》有封黄帝后于蓟之文,而《史记》既封帝尧之后于蓟,又封召公奭于燕。燕之于蓟,若分二国。于是张守节则:“召公始封在北平无终县,以燕山为名,后渐强盛,乃并蓟徙居之。”王伯厚则疑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,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蓟。之二说者,仆益疑之。惟陆德明有:“黄帝,姓姬,君奭其后。”观于是,而仆之疑始释也。

  盖公既为周同姓,则称分子也可,称支族也可。轩辕二十五宗,尧之后亦黄帝之后,于褒封先圣王之后,则称蓟;于封功臣谋士,则称燕;以采邑言,则称召蓟;与北燕本一而已。足下以为然乎否乎?惟再示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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