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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·答刘秀才论史书


  六月九日,韩愈白秀才。辱问见爱,教勉以所宜务,敢不拜赐。愚以为凡史褒贬大法,《春秋》已备之矣。后之作者,在据事迹实录,则善恶自见。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,况褒贬邪?

  孔子圣人作《春秋》,辱于鲁、卫、陈、宋、齐、楚,卒不遇而死;齐太史氏兄弟几尽;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;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刑诛;班固瘐死;陈寿起又废,卒亦无所至;王隐谤退,死家;习凿齿无一足;崔浩、范晔赤诛;魏收夭绝;宋孝王诛死。足下所称吴兢,亦不闻身贵,而今其后有闻也。夫为史者,不有人祸,则有天刑,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!

 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,圣君贤相相踵,其余文武之士,立功名跨越前后者,不可胜数,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?仆年志已就,衰退不可自敦率。宰相知其无他才能,不足用,哀其老穷,龃龉无所合,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,猥言之上,苟加一职荣之耳,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。贱不敢逆盛指,行且谋引去。且传闻不同,善恶随人所见。甚者,附党憎爱不同,巧造语言,凿空构立善恶事迹,于今何所承受取信,而可草草作传记,令传万世乎?若无鬼神,岂可不自心惭愧;若有鬼神,将不福人。仆虽騃,亦粗知自爱,实不敢率尔为也。

  夫圣唐钜迹,及贤士大夫事,皆磊磊轩天地,决不沉没。今馆中非无人,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。后生可畏,安知不在足下?亦宜勉之!愈再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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