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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·韩非论


 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,尽力而排之者,非异端之能乱天下,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。昔周之衰,有老聃、庄周、列御寇之徒,更为虚无淡泊之言,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,纷纭颠倒,而卒归于无有。由其道者,荡然莫得其当,是以忘乎富贵之乐,而齐乎死生之分。此不得志于天下,高世远举之人,所以放心而无忧。虽非圣人之道,而其用意,固亦无恶于天下。自老聃之死百余年,有商鞅、韩非,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。及秦用之,终于胜、广之乱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,秦以不祀,而天下被其毒。

  后世之学者,知申、韩之罪,而不知老聃、庄周之使然。何者?仁义之道,起于夫妇、父子、兄弟相爱之间;而礼乐刑政之原,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。相爱则有所不忍,相忌则有所不敢。不敢与不忍之心合,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。今老聃、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,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。夫是以父不足爱,而君不足忌。不忌其君,不爱其父,则仁不足以怀,义不足以劝,礼乐不足以化。此四者皆不足用,而欲置天下于无有。夫无有,岂诚足以治天下哉!商鞅、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,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,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。

  今夫不忍杀人,而不足以为仁,而仁亦不足以治民。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,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。如此,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,刀锯斧钺,何施而不可?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,虽天下之小物,亦莫不有所畏。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,此其所以轻杀人与!

  太史迁曰:“申子卑卑,施于名实。韩子引绳墨,切事情,明是非,其极惨核少恩,皆原于道德之意。”尝读而思之。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,庄、老之后,其祸为申、韩。由三代之衰至于今,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,其弊固已多矣,而未知其所终。奈何其不为之所也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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