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经稗疏·河朔黎水

河朔黎水

　　黎水所在，传注未详。唯苏氏谓为黎阳，而云作洛以处殷民，民重迁，以河朔为近便，卜不吉，然后卜洛。以实求之，苏说非也。夫黎阳者，今之浚县。而殷、周之世，河夺漳水以流，当浚县之西，转而北去，故《禹贡》曰：“至于大伾，北过洚水。”则黎阳之在周初，实在河南，不得谓之河朔。逮定王之世，河南徙砱砾。至桑钦时，河乃益南，而黎阳始在河北。苏氏据宋河以证周河，而不知陵谷之变，其谬一。浚县之名黎阳，以大伾之山，后人谓之黎山，山南曰阳，非水北之谓也。《山海经》《水经》《郡国志》，俱不言河北有黎水。今俗以卫、淇二水合流入漳之渠名之曰黎水者，则后人因浚有黎阳之名，而以被之于淇之下流，其实非也。黎阳之黎，以山而不以水。苏氏以黎阳为黎水，据俗称以证古，其谬二。周公至洛在三月之乙卯。召公“攻位于洛汭”，在前六日庚戌，而其至洛也以戊申。凡卜地者必就其地而卜之，《仪礼》所记“筮宅”者可征也。浚之去洛四百余里，召公安能飞驰至于黎阳，三日之内卜毕而归卜洛乎？苏氏曾未之思也。其谬三。周公之营洛，虽以镇抚东郊，比殷民而俾之多逊，然实以成武王“毋远天室”之志，作一代之天邑，夫岂苟循殷民重迁之志，而就彼以为都乎？《多士》曰“昔朕来自奄”“移尔遐逖”，则洛邑未定之岁，殷民已西迁矣。故太保所命之庶殷，皆其已迁者也。业已迁之而西，复卜黎阳而返之以东，晨此夕彼，不适有宁，是重困殷民而召其侮矣。且殷民旧已居洛，而抑又何重迁之有哉？苏氏不察于此，其谬四，宋之黎阳，今之浚县，于周为卫地，康叔既已受封矣，而复卜都于此，则将徙康叔于他乎？抑王畿侯国可犬牙杂处而不嫌乎？如徙康叔而营于其国，则当预为布置，不宜潦草于三日之中，一听之卜也。且康叔既主其土，自当召令莅卜，太保漠不相告，驰入其疆，唯己所卜，则岂非挟天子以夺诸侯之土宇？三代未闻有此，而况二公之贤乎？洛虽去丰六百里，而旧为天子之圻。黎阳虽殷之故都，而已为卫之分土。苏氏不此之察，而惑于成王封卫之邪说，以黎阳为圻内。其谬五。积此五谬，则黎水之非黎阳明矣。

　　盖二公之所卜者，其地皆相密迩，故三日而讫卜，以践武王“三涂”“岳鄙”之命。其在河之南岸，则涧、瀍之交。在河之北岸者，则黎水之崖。洛阳去孟津七十里，去孟县百二十里，大河介其中。则此黎水者，盖孟津之西，孟县之南，济源、王屋之东，有此水焉，今其名不显耳。盖统大河之曲折而言之，则有三河之名，而怀、孟为河内，相、卫为河北，故袁绍居邺而谓之河朔。若以洛阳夹河之地而言之，则怀、孟、济源正值洛汭之北，而隔以大河，故自洛渡河而北者，其地皆可云河朔矣。特怀、孟之间，水之有名者曰沇，曰湨，未有以黎名者。以今度之，上党为故黎国，而沁水之源发自沁州。沁地属上党，则沁自黎来，出山而过济源、孟县，至武陟以入于河。济、孟之间，沁水之会，负太行，面黄河，实可以为都会，而与洛阳同为土中。考之《禹贡》及《春秋传》，俱无沁水，则沁在商、周，或因其出自上党之黎而名为黎水，亦未可知也。

　　又此言“我卜”云者；当以陈氏《经》之说为正。盖周公胤太保而继往，则二公共此一大事。周公之至洛，虽在召公既卜之后，而召公既得“洛食”之兆，因以视公，公无所疑，而遂用告王。以前既言“胤保”，则周公之告，即如召公之告，而召公之卜，即如周公之卜矣。其言“我”者，统词也。不然，八日之内，而再卜焉，《易》所谓“渎则不告”，《书》所谓“不卜习吉”，《诗》所谓“我龟既厌”者，非此谓与？且召公已得吉卜，周公不用而更卜，是一卜而不以信任召公，其他谋度之相抵牾者，又可胜道哉！且召公虽卜，而不足为有无，则何不待周公之来？而自轻以取辱，又何为邪？新安陈氏妄云：“洛诰言是日再卜。”《经》无其文，凿空立说，不亦悖与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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