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经稗疏·大诰多邦

大诰多邦

　　周书

　　大诰

　　大诰多邦

　　在国而播命曰诰。临事而申戒曰誓。《大诰》之作，盖周师未出，而邦君庶士有疑子行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，故不扬文、武之德，不数武庚之罪，不悬赏罚，不戒进止。朱子疑其词缓不切，不知此特为诰，后且有誓，誓逸而诰存也。先儒多以黜殷之举为成王亲行，盖未察《大诰》为王在国播告之文耳。《竹书》记成王二年“迎周公于郊，遂伐殷”“五年春，王在奄。夏五月，王至自奄”，则亦袭编《书》之次序而讹也。且《竹书》于四年正月记，“初朝于庙”，盖谓三年灭殷，因以伐奄，不克而归，四年夏始复伐之，是以周公未归政之先，成王两至东国也。今按：成王方在幼冲，周公摄政，凡郊飨觐会之事，公且代焉，况千里东征，其敢令冲人尝试哉？则诰者王，而行者实公耳。成王之初，周公东行者凡再。其始以避相位而居洛，王迎而归，则“我徂东山”之诗是也。罪人未得，公归无期，故曰“慆慆不归”。其云“行枚”者，君行师从、卿行旅从也。居东二年，罪人斯得，于后乃作《鸱鸮》之诗，而王仍未悟，则《金縢》所云“秋大熟”者，作诗之后三年秋也。故《东山》之诗曰：“于今三年。”以其时，则瓜苦在栗薪之上，盖秋杪矣。其以迎公西归为二年事者，误承“居东二年”之文，而不知《金縢》固有“于后”之语也。三年秋，公归，复摄政。而后二叔以流言之不行，疑怨益深，始挟武庚以叛。故《书序》曰：“周公相成王，将黜殷。”则是公复入相，乃有黜殷之役。而曰“公相王，将黜殷”，则黜殷者公行而未行，从可知已。公以三年归相，乃以明年东征，则《破斧》之诗是也。其诗曰“四国是皇”，而郑笺亦云：“周公既反，摄政。东伐此四国。”故曰“周公东征”，而不曰王也。若如《竹书》所记，王迎公而遂共东行，则于时武庚未叛，讵为祸先？《诰》何以云“越兹蠢”？且公席未安，遽偕王而东，是怒不旋踵，挟王以急报其怨，速取兵权以自张，而不顾国之未靖，公其将如刘裕之伐慕容超邪？况《大诰》之作，作于宗周，则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？《诰》云：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。”云：“予翼以于。”云：“肆朕诞以尔东征。”言“予”言“朕”者，命自王出，则“以”者，固王“以”也。王命公“以”之，实王“以”也。能左右之曰“以”，不必躬行之辞也。若《多士》所云“朕来自奄”，则武庚已灭，二叔已刑之后，而奄复叛。时周公虽未归政，而成王年益长，国势益安，且奄以小寇无助，其凶焰不如殷孽三监之摇动天下，则奉王而行，可以无忧。而公之大勋已著于东征，则向者阻行之考翼亦无容疑畏，而听公之偕王以行矣。王之践奄，自在六年之夏。王归，遂迁殷民于洛，而营洛之事以起。其明年春，召公因行相宅。此《书》之始终历然可考者也。《多方》云：“惟五月丁亥，王来自奄。”与《多士》所云“昔朕来自奄”者，同为一事。次《书》者先《多士》而后《多方》，编残简脱之余，其次序自不可泥，孔氏死守仅存之编次，乃云：“周公归政之明年，淮夷、奄又叛。鲁征淮夷，作《费誓》。王亲征奄，灭其国。”其为疏谬，班然可晓。而蔡氏信之，亦同于鲁莽。《多方》曰：“我惟大降尔四国命。”又曰：“今尔尚宅尔宅，畋尔田。”皆初告之之辞，《多士》曰：“昔朕来自奄，大降尔四国民命。”又曰：“予惟时命有申。”又曰：“尔乃尚有尔土，尔乃尚宁干止。”“今尚”之尚，庶几也。“乃尚”之尚，犹也。　则皆申告之语，词意相仍，先后呼应。是《多方》前而《多士》后，审矣。则成王之践奄，惟在六年之夏。而三年黜殷，但命公往，不得以“昔来自奄”为三年事，而谓王亲行也。周之于奄也，一伐而遂灭之，未尝再举。灭奄则公奉王以亲征，黜殷则王命公以帅师。见于《诗》《书》者甚为著明。《史记》《古史》，邵子《皇极经世》皆可佐证。而《蔡仲之命》亦云“惟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”“乃致辟管叔”，亦见致辟者，公位冢宰之后，奉命以行矣。

　　至于《费誓序》云“徐夷并兴，东郊不开”，自别为一事。孔氏以合于践奄之役，其谬尤甚。奄在今曲阜县，盖即鲁之国都。成王六年践奄，迁其君于薄姑，今博兴县。　奄灭，而后以其地封伯禽。奄之未亡，未有鲁也。祝　之言曰“因商奄之民”以封鲁。则有鲁而无奄，明矣。成王践奄，固因之而伐淮夷，奄灭而淮夷未灭。奄非夷，夷非奄也。奄在曲阜，淮夷则在淮北。《春秋》称“淮夷病杞”，迨鲁僖公世而尚有淮夷，其非已灭之奄可知。淮夷者，滨淮北而处。淮水自安东入海。淮夷之地盖在徐州之东，沂、莒之南，海州、赣榆、日照之境，故与胶、密相近而病杞。其去奄也，有汳、泗、沂、汶之隔，凡数百里。故鲁公征之，道出于费，因誓于费。而《序》云“东郊不开”，则夷在鲁东，而非即奄，较若指掌，何孔氏之懵然不察邪？《费誓》之役，《礼》有明文。《曾子问》所云“三年之丧，金革之事无辟”“鲁公伯禽有为为之”者是也。则是周公既薨，伯禽服丧，徐、淮交侵，因往御之。其与成王践奄相去十六七年，必不可扭合为一。元吴澄不通《书》以说《礼》，而谓“伯禽居武王之丧”，不知周公东归之时，武王之丧已除，而《记》言“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”，则成王初年，伯禽尚在宗周，安得遽即鲁而称公？且使武王之服未除，而成王、周公之黜殷伐奄，皆不避金革，老聃、孔子当称“成王有为为之”，胡为其但言鲁公乎？则澄之孤陋昏迷，为塾师而不足者也。《孟子》言“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”，要以终举周公之相业，而立言之旨非以纪事，则　括成文，实则相武伐纣，相成伐奄，陈师凯乃云“武王亦尝伐奄”，而谓奄凡三叛，周凡三伐，则不达《孟子》之文，而显背《武成》“一戎衣”偃武修文之义，宋、元之世，所谓儒者，大抵如是。世迁人降，固不足论也。

　　今详考经传，折中事理，则周公奉王命而东征三监，在居东既归之明年，以王命《大诰》于宗周而后行。公奉成王征奄，在营洛之前一年，还自奄而作《多方》。其明年营洛已讫，周公至洛而作《多士》。迨成二十一年，周公薨，丧未除，淮夷、徐戎并兴，伯禽征之而作《费誓》。奄唯一叛，在殷亡之后，成王凡一伐奄而即灭之。费誓之岁去大诰之岁十八年，去伐奄之岁十六年，先后较若列眉。伐奄，王自行；黜殷，周公行；征徐戎，则周公薨而伯禽行，亦显然其无可混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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