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经稗疏·仲康肇位

仲康肇位

　　胤征

　　仲康肇位

　　肇，建始也。羿距太康，夏祀欲绝。仲康就大河之南，复正天位，中兴之业，同于创始，夏民惊喜。若非所得，且不承国于先君，故不可云“即位”，而云‘肇位”，史氏之例也。建始曰肇，以纪夏复兴之始。下云“胤后承王命徂征”，初不承“肇位”之文，则命胤侯掌六师者，在肇位之初，而承命徂征，则他年之事。蔡氏信虞广刂之说，以为仲康之元年，与《皇极经世》同，其实非也。《竹书纪年》一编，固多附会不经，而其纪甲子也，则精密而不可易。《皇极经世》以仲康元年为壬戌岁，上距尧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，下距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。今以刘炫、一行、郭守敬历法参考之，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辰，日食于房二度，则知仲康元年岁在己丑，上距尧元年丙子一百九十四年，下距周宣元年甲戌《经世》与《竹书》至此始合。　一千一百二十六年。而历法所推，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。是则《竹书》以尧元年为丙子，仲康元年为己丑，而记五年癸巳九月朔日食。仲康始命胤侯徂征义、和，其有征而非妄矣。《竹书》出于晋太康之世，非历家之言，而与刘炫、一行、郭守敬之法合符。则《皇极经世》以尧元年为甲辰、仲康元年为壬戌推之，无“日食于房”之事，其误审矣。盖尧用地正，以甲辰为历元。甲辰者，尧所推上古日月合璧、五星联珠之元，而非尧之元年也。注疏之精于历者，莫如刘炫。历之征今而信古者，莫如一行与守敬，三家合符以证《竹书》之确，贤于蔡之宗邵、邵之宗虞，其已远矣。谓尧以甲辰为元者，犹《颛顼历》之以甲寅为元，周历之以甲子为元也。而颛顼元年岁在乙卯，而非甲寅，且以颛顼元年乙卯，如《竹书》所纪，历一百四十一年正得丙子，又历一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，又四年而正得癸巳，于法当以九月朔日食，则其编年之有所本也明矣。虞、邵之说，漫无征据，徒延其年岁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，遂使尧之元年丙子降二百一十三年，而为夏后相之二年，。仲康之元年己丑降二百有八年，而为夏王不降之二十九年；又四年而得癸巳，则为不降之三十三年，不知不降之二十九年己丑，日不以季秋食于房，则蔡氏之说为非。而《皇极经世》所纪仲康元年之壬戌，上差二百有八年，乃《竹书》尧未即位以前十四年之岁。自壬戌以至丙寅五年之九月，日亦不食于房二度，则以“辰弗集于房”，征胤征在仲康五年癸巳，以癸巳九月朔庚戌，日食限在房二度，征“辰弗集于房”之文，《竹书》之与《经》合，而可为《经》释也。观乎武王克商之岁在辛卯，《竹书》所纪与《国语》吻合，而一行、守敬之术亦相协无异，惟《皇极经世》以为己卯者，则与《国语》不合，知三代以上之编年纪事，惟《竹书》之为可信已。又孔氏谓仲康为羿所立，蔡氏从之，其说亦非。使然，则仲康得国于仇贼之手，亦安足纪！且羿岂肯以兵权授之胤后邪？刘炫谓仲康为五子之一，蹊于洛汭，太康不返而仲康立，其说是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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