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经稗疏·四门大麓

四门大麓

　　舜典

　　四门大麓

　　孔传云：“诸侯来者，舜宾迎之。”朱子亦以为使为行人之职。而蔡氏乃谓：“兼四岳之官”，盖疑行人职卑，非百揆所宜下兼。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杀，因时为上下，不可以今例古。若《礼记》所云：“建天官六大”之大史、大祝、大士、大卜，“天子五官”之司士，在殷则与大宰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并列，而周则下大夫之职。殷周相踵，其异已然，况唐虞乎！考舜所命之九官，当时之所重。而大司乐在周则中大夫，司服、司兵在周则中士，虞在周为中士，衡则下士，乃以命夔、垂、伯、益者，如彼其郑重。然则官之贵于虞而贱于周者，岂但行人？且周之大行人为中大夫，汉之谒者为九卿，而国初至列之杂职，其员至百余人，逮后屡升，不过从七品。以古况今，贵贱自殊。盖古者天子于诸侯敦舅父之谊，则往而礼宾者，所使必贵。觐礼使大行人劳、卿戒、大宗伯摈，固不如后世郡县建而天子尊，可抑行人而卑之也。是“宾四门”者，固无嫌其为大行人矣。倘以为四岳，则尧廷固有其人，“师锡帝尧”者是也。未闻旷职，胡为使舜兼之？而舜摄政之初，日觐四岳，又岂更有一人也邪？此蔡说之不可从者也。

　　若大麓之纳，古今积疑。以理求之，孔传所谓“大録万几之政”者是已。其以为主祭者，不知所主何祭？小祭祀之事，本有司之职。“纳”者，非所职而纳之谓，小祀不得言纳。若大祭祀，则惟天地之祭，不于庙中。按《礼》：郊祀社稷，在丧犹越绋而行事。天子岁一见帝，固不容摄。其有摄者，则后世一切苟简之为。尧未耄，舜未摄，即欲试舜，其奈何亵天地而趋苟简乎！以人事言之，则试舜为重，以事天较之，则试舜为轻矣。且麓者，山足也。圜丘方泽，坛皆在郊。郊者，坰之外也。“为高必因邱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”山既非下，足抑非高，安得即坡陀以为坛乎？王氏曰：“大麓，泰山之麓。”后世封禅之说，附会于此。封禅之说，虽出不经，然且陟泰山之巅，升中而告成，犹依附于本天亲上之义。奈何圣人之于大礼，反面高山而祀于其足邪？若司马迁、苏辙以为“入山林，相视原隰”，则于时鲧方治水，不当命舜侵官。使然，则鲧罪亦有所分，而羽山之殛独委之鲧，以冀天下之咸服，难矣！又天下之大，洪水之滥，禹八年而始得其条理。舜三年之中，最后纳麓，计其为期，不满一岁，安得尽穷原隰之形势？且洪水怀山，何有于麓？即云水所不至，而麓处势卑下，林木郁弇，所视不能及远，不登其巅，乃循其麓，曾何异于面墙？况乎遇烈风雷雨而惧者，圣人之所以敬天威也。若登高山，入深林，曾无惧于风雷者，血气之勇、矫饰之士皆能为之。蔡氏醇谨之儒，或所未辬，而谓“非聪明诚壹、确乎不乱者不能”，则夏侯玄胜于孔子，而唐庚贤于王吉矣。司马迁好言禨祥，而后世儒者又因六代闰主，假録尚书之名，文致其攘夺，因绌“大麓”而从山麓之说。不知尧且以天下与舜，而何有于大録？因惩篡夺者之逼上，并欲灭帝迁天下之迹，将后世有罗吉之钳网，遂谓孔子之不为司寇，有八王之擅争，遂谓周公之未辅成王，诛二叔？若遇风雷不迷，固不如孔传“阴阳和，风雨时”之说为得正，而无事以椒邱诉之勇，张绪之达，拟大舜之德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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