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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宗九


 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,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。才之所规,遂成乎量。才所独优,而规之以为量,则量穷于所规,规之内有余,而规之外不足。呜呼!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,而无损于道;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,治之而实以纷之也。观于韩、范二公可见矣。

  韩公之才,磊落而英多,任人之所不能任,为人之所不敢为,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,恢乎其无所疑,确乎其不可拔也。而于纤悉之条理,无曲体求详之密用。是故其立朝之节,直以伊、周自任,而无所让。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,吉凶变动之机宜,则有疏焉者矣。乃以其长用之于短,其经理陜西也,亟谋会师进讨,而不知固守以待时;多刺陜西义勇,而不恤无实而有害;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。若法度、典礼、铨除、田赋,皆其所短者。而唯其短也,是以无所兴革,而不启更张之扰。

  而范公异是。以天下为己任,其志也。任之力,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,法之疏密,穷檐之疾苦,寒士之升沈,风俗之醇薄,一系于其心。是以内行修谨,友爱施于宗族,仁厚式于乡闾,唯恐有伤于物,而恶人之伤而物也独切。故以之驱戎,无徼功之计,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。唯其短也,而善用之,乃以终保西陲,而困元昊于一隅。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,则好善恶恶之性,不能以纤芥容,而亟议更张;裁幸滥,核考课,抑词赋,兴策问,替任子,综核名实,繁立科条,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,乐用之而不倦。唯其长也,而亟用之,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,人挟怀来以求试,熙、丰、绍圣之纷纭,皆自此而启,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。

  繇是观之,二公者,皆善用其短,而不善用其长。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,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。夫才之所优,而学亦乐赴乎其途;才既优之,学且资之,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。喜心既行,而物之不伤者鲜矣。才注于斯,学效于斯,喜怒循斯以发,量之所规,不能度越乎斯,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;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,上怵心于天时,下增疑于物理,谨以待物之至,而治之以时,使可受益于天人,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。

  才之英发者,扩而充之,而时履于危,危而有所惩则止。故韩公之于西夏,主战而不终,其刺义勇也,已敝而终改。若其折母后,定储位,黜奸奄,匡幼主,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,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,而全其大勇。而范公忧之已急,虑之已审,乃使纤曲脂韦之士,得依附以售其术,固自天下己任之日,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。

  苟为君子,则必知所敬矣。才所不足,敬自至焉。才所有余,不觉其敬之弛也。唯其敬也,是以简也。才所有余者,欲简而不能。才所不足者,欲不简而不得。简之必敬,敬则不容不简。以此而论二公,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,而范公已甚矣。天章阁开之后,宋乱之始也。范公缜密之才,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。是以缜密多知之才,尤君子之所慎用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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