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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五岁


  顺治十年癸巳(1653),先生三十五岁。

  夏四月作《章灵赋》。

  《章灵赋》序云:“章,显也。灵,神也,善也。显著神筮之善告也。壬辰元日,筮得《暌》之《归妹》。明年癸巳,筮复如之。时孙可望挟主滇、黔,有相邀赴之者。久陷异土,既以得主而死为歆。托比匪人,尤以遇巷非时为戒。仰承神告,善道斯章,因赋以见。”《章灵赋》自注云:“自违君侧以来,于兹三岁,而孤踪屡迁,望属车之清尘,而深其慕忆。盖愿得朋以出大蹇,倘值其人,乐与来连者矣。乃如可望者,若巴蛇之饱,飏尾而游,而大君之威,虎为狐假,反退养夫巽顺,若此者岂足以有为?神器大名,不可以久借,功之无成,固其所矣。桓温失志于枋头,刘裕覆师于关内,今古如一,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。”又云:“于占既然,素志亦尔,神与心协,守其昭质,暗投之侣必谢,幽栖之志益坚矣。”又云:“君子之不幸而当此也,留则河山非有,往则逆顺无垠。与物推移而知雄守雌,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涉,既非所能为,则将退伏幽栖,俟曙而鸣。今孤臣在千里之外,吾君介存亡之间,往迳既绝,来踪未卜,唯幽冥之中,若有朕兆,可翼余忱以必达。人不可谋,天不可问,寸心孤往,且以永怀。思主则怆怳而烦心,求仁则坚贞而不怨,《章灵》之作,意在斯乎!”

  按:是岁桂王在安隆,称永历七年。先生以庚寅夏谢病,故自注言“自违君侧以来,于兹三岁”也。自注又言“桓温失志于枋头,刘裕覆师于关内,今古如一”,盖即指孙可望东安岔路口之败。序言“时可望挟主滇、黔,有相邀赴之者”,则必作于可望兵败还黔之后。今考可望兵败还黔在四月。序言“仰承神告,善道斯章,因赋以见”,故知赋即作于是月。

  又按:《永历实录·李定国传》及刘远生,管嗣裘、朱昌时等传,皆言定国恭顺知大义。据《沅湘耆旧集》引陶密庵汝鼐自订年谱,言定国复衡阳、湘潭,石见五衔命敦促,不得已与周司农、郭司马并出见。而定国招先生,先生竟不肯往者,盖彼时定国犹受制于可望,先生不恶定国而深恶可望,故赋注称定国为别部大帅,而斥可望为窃柄之魁。是年四月,定国避可望之逼,东攻肇庆,去衡州已远。假令定国去冬下衡州之时,已如后此奉桂王于云南之日,安在其不往见也?嗣裘传云:“嗣裘见定国赤心,不随孙可望为僭逆,曲说定国决策迎驾。定国之东攻肇庆也,孙可望遣使羁縻之。定国亦以孤军外悬,所向未利,难即与可望亢,遂姑通好。嗣裘大恚,弃定国军去,将祝发为浮屠,至修仁,不知所终。”先生之志,即管舍人之志。固不欲轻绝定国矣。至于可望极恶穷凶,中人知其当绝。先生此赋为可望作,岂为定国作耶?赋作于癸巳,序有明文。潘传系作《章灵赋》于定国入衡之后,盖综括始终言之,非谓赋作于壬辰也。

  是年诗有《癸巳元日左素公邹大系期同刘子参过白云庵茶话二首》。

  第一首云:“江树南开早,唐松东向偏。殷勤悬有待,请组旧行边。”第二首云:“箕颍徐生拙,江湖魏子深。南阳凭羽翼,恩泽放山林。”

  按:诗意谓心欲往而时未可,与《章灵赋》同。

  《春尽》三首。

  以上五律。

  《王船山先生年谱》卷上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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