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通鉴论·唐宪宗(3)

唐宪宗(3)

　　〖一〇〗

　　李吉甫之专恣，宪宗觉之，而拜李绛同平章事以相参酌，自谓得驭之之道矣。乃使交相持以启朋党之争，则上失纲而下生乱，其必然也。绛贞而吉甫邪，弗待辨也。虽然，谓绛为得大臣之道，又岂能胜其任哉？秦誓曰：“唯截截善谝言。”言者，小人之所长也，非君子之所可竞也。小人者，不畏咎于人，不怀惭于已，君以为是，滔滔日进而益骋，君以为非，诋诃面承而更端以进，无媿咎之容。若君子，则言既不听，耻于申说，奚琐琐尚口之穷乎？君子而以言与小人角长短，未有贞胜者也。易曰：“咸其辅颊舌。”应非不以正也，然相激而愈支，于以感上下之心，难矣。

　　夫大臣者，衷之以心，裁之以道，持之以权，邦之荣怀与其杌隉系焉者也。不得已而有言，言出而小人无所施其唇舌，乃可定众论之归，而扶危定倾于未兆。若其一再言之，君已见庸而众嚣莫止者，必君志之未定，而终且受诎，则所谓“不可则止”者矣。夫吉甫岂安于受挫不思变计者乎？言出而绛必折之，宪宗且伸绛而抑之矣。然而屡进不已，蹻蹻争鸣者，何也？彼诚有所恃也。恃宪宗之好谀在心，乍咈而终俞；绛之相尚以口，言多而必踬也。如是而可以辩论之长与争消长哉？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”各得其朋以相牴啎，而党祸成矣。此大臣之道，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纷纭者也。

　　绛而知此，则当命相之日，审吉甫之植根深固、不可卒拔，辞平章不受，使人主知贞邪之不可并立，而反求其故，吉甫可逐也。即受之而姑舍他务，专力昌言，斥吉甫之奸，必不与同谋国事，听则留，否则去，不但无自辱之憾，且正邪区分，可俟小人之偾辀折轴，而徐伸其正论，于国亦非小补也。不此之务，屈身以与同居论道之席，一盈一虚，待下风者随之而草偃，朋党交持，祸延宗社，绛能辞遇雨之濡哉？

　　呜呼！言固未有方也，论固未有定也，失其大正，则正邪之迁流未有据也。吉甫、绛君子小人之辨分矣，他日德裕欲揜父之恶以修怨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、元稹之徒，愈趋以与德裕争胜，则君子之名实又归于李氏。一波而万波随，不知所届，要皆口舌文字之争胜负于天下，而国之安危，俗之贞淫，淌滉而无据，言之得失，可为善恶之衡乎？尽臣道者不可不知，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。

　　〖一一〗

　　魏博田季安死，其子擅立，李吉甫请讨之，而李绛请俟其变。筹之堂上而遥制千里，度之未事而验之果然，不两月而田兴果请命奉贡，效其忠贞，一如绛言，不差毫发。古今谋臣策士，征验疾速，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。

　　河朔自薛嵩、田承嗣以来，世怙其逆，非但其帅之稔恶相仍也，下而偏裨，又下而士卒，皆利于负固阻兵，甘心以携贰于天子。故帅死兵乱，杀夺其子，拥戴偏裨者不一，而终无有恃朝廷为奥援者。绛即知田怀谏之必见夺于人，亦恶知其不若朱希彩、吴少阳之相踵以抗王命哉？而坚持坐待之说，不畏事机之变，咎将归己，无所顾畏者，岂果有前知不爽之神智，抑徼天幸而适如其谋邪？言而允中，固有繇来，绛秘不言，而无从致诘耳。

　　田兴之得军心，为季安所忌久矣。与季安不两立，而特诎于季安，待其死以蹶起，奄有魏博，谋之夙矣。欲定交于聆镇，以成其窃据，乃四顾而无有可托之疆援，念唯归命朝廷为足以自固。乃欲自达于天子，而盈廷道谋，将机泄而祸且至。知唯李绛之可因效悃也，信使密通以俟时相应，举国不知，而绛之要言已定，非一日矣。绛言诸将怨怒，必有所归，而不斥言兴者，为兴秘之耳。逐怀谏而有魏博，绛与有谋焉；请命修贡，皆绛之成谋也。绛自策之，自言之，何忧乎事之不然哉？能致之者，绛之忠也；能持之者，绛之断也；能密之者，绛之深也；要非以智揣度、幸获如神之验也。

　　故大臣之以身任国事也，必熟识天下之情形，接纳边臣之心腹，与四方有肺腑之交，密计潜输，尽获其肝胆，乃可以招携服远，或抚或勦而罔不如意。夫以一人之忧为忧，以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，岂孤立廷端，读已往之书，听筑室之谋，恃其忠智而无偾事之虞哉？

　　大臣之谋国也，既如此矣；则天子命相，倚之以决大疑、定大事，亦必有道矣。殿阁之文臣，既清孤远物，而与天下素不相接；部寺之能臣，钱谷刑名杂宂，而于机事有所未遑；危疑无定之衷，竭智以谋，愈详而愈左。故人主之命相，必使入参坐议，出接四方，如陆贽、李绛之任学士也，早有以延揽方镇而得其要领；天下亦知主眷之归，物望之集，可与为因依，而听其颐指；无患乎事机之多变，而周章以失据矣。不能知人而厚防之，严宰执招权之罚，禁边臣近侍之交，以漠不相知之介士，驭万里之情形，日削日离，待尽而已矣。

　　〖一二〗

　　唐置神策军于京西京北，虽以备御吐蕃，然曾倚此军削平叛寇，则资以建国威、捍非常，实天子之爪牙也。德、宪以来，权归中涓与西北节镇，虏至莫能奔命，李绛所为欲据所在之地，割隶本镇，使听号召以击虏之猝至，不致待请中尉，迟延莫救也。宪宗闻绛之言，欣然欲从，而终于不果，识者固知其必不果也。

　　唐于是时，吐蕃之祸缓矣，所甚患者，内地诸节度分拥疆兵，画地自怙，而天子无一爪牙之士；于此而欲夺之中涓之手，授之节镇，中涓激天子以孤危，辞直而天子信之，又将何以折之邪？是军也；昔尝以授之白志贞矣，朱泚之乱，瓦解而散，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，有明验也，故付之于宦官，亦无可委任，而姑使其听命宫廷耳。如复分割隶于节镇，则徒为藩镇益兵，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。有若朱泚者，猝起于肘腋，勿论其能相抗制也，即欲出奔，而踉跄道路，将一车匹马而行乎？绛不虑此，欲削中涓之兵柄，而强人主以孤立，操必不可行之策，徒令增疑，何其疏也

　　绛诚虑之深，策之审，则当抗言中涓揽兵之非宜，取神策一军隶之兵部，简选而练习之，猝有边警，驰遣文武大臣将之以策应，外有寇则疾应外，内有乱则疾应内，与节镇相为呼应，而功罪均之。如此，则天子有军，应援有责，而中涓之权亦夺矣。柰之何舍内廷之忧而顾外镇之患乎？如曰待边将之奏报而后遣救，无以防虜寇之驰突。则侦探不密，奏报不夙，边镇之罪也，非神策之需迟而不及事也。唐室之患，不在吐蕃而在藩镇，已昭然矣，如之何其弗思？

　　〖一三〗

　　人臣以社稷为己任，而引贤才以共事，不避亲戚，不避知旧，不避门生故吏，唯其才而荐，身任疑谤而不恤，忠臣之之效也。周公遭二叔之流言，既出居东，而所汲引在位者，皆摧残不安于位，公身之不恤，而为之哀吟曰：“既取我子，勿毁我室。”小人动摇君子，取其为国所树之人，指之以朋党，毁之以私亲；诚可为尽然伤心者矣。虽然，公以叔父受托孤之任，抚新造之国，收初定之人心，以卫社稷，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辅，固未可概为人臣法也。

　　立贤而先亲知，非无说以处此矣。狎习已夙，则其性情易见而贤否易知，非遥采声闻者之比也。且吾权藉既尊，风尚既正，属在肺腑者，苟非甚不肖，若李虞、李仲言之于李绅，亦将习见正人，习闻正论，顺风而偃，乐出于清忠之涂；则就亲知而拔用之，非无得也。然而有大患者，苟其端亮忠直、忧国如家也，则其议论风旨恒毅然外见，而人得测其喜怒从违之所向。于是所与亲知者，熟尝其肯綮以相迎合，亦习为亢爽之容、高深之说、以自旌而求雠。如牛僧孺、元稹、李宗闵、刘栖楚之流，危言碎首，亦何遽出贾谊、朱云之下；杜钦、谷永，徒观其表见，且可以欺后世而有余；苏舜钦、石延年、黄庭坚、秦观游大人之门，固宜受特达之知遇，杜祁公、司马温公所不能却也。而后竟如之何也？未遇则饰貌以相依，已雠则操戈以入室，凶终之祸，成乎比匪，不亦伤乎！

　　宪宗志宰相“当为朕惜官，勿用之私亲”。此必有先入之言，诬绛以受私者。绛曰：“非亲非故，不谙其才。”言之诚是，宪宗弗能夺也。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类为朋党，以利攻击者，即在于此。非尽吉甫之诬也，使牛僧孺，李宗闵、元稹、刘栖楚之徒，早为绛之亲故，而备闻其忼慨之论，绛能勿引与同升乎？而倾危爚乱之祸始，将谁归邪？自非周公以至圣有知人之哲，以叔父居摄政之尊，则未可亟引亲知，开小人姻亚膴仕之端；况乎人主方疑，同官方忌，为嫌疑之引避者乎？进以树特立之操，退以养和平之福，大臣之常度也。绛虽忠，未讲于此，上不能靖国，而下以危身，抑有以致之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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