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通鉴论·唐玄宗(4)

唐玄宗(4)

　　〖一七〗

　　天宝元年，置十节度使，其九皆西北边徼也。唯河东一镇治太原，较居内地。别有岭南经略，长乐、东莱、东牟三守捉，亦皆边也，而权抑轻。若畿辅内地，河、雒、江、淮、汴、蔡、荆、楚、兗、泗、魏、邢，咸弛武备，羊苟安，而倚沿边之节镇，以冀旦夕之无虞，外疆中枵，乱亡之势成矣。盖自一行立两戒说，分用文用武之国，于是居轻御重、疆枝弱干之术行，而自诧其巩固。方玄宗之世，吐蕃、突骑施、奚、契丹虽倔强不宾，而亦屡挫衄以退，本无可用防御者。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，委专征之权于边将，其失计固不待言矣。即令外寇果彊，侵陵相迫，抑必内屯重旅，以时应敌，而不容栖重师于塞上，使玩寇失防，一败而无以为继。况周、汉之亡，癰先内溃，覆车不远，岂尽繇四裔乎？

　　寇之起于内也，非能亟聚数万人以横行天下；其或尔者，又皆乌合而弗难扑灭者也。唯中原空其无人，则旋灭旋起，而无所弹压。撤边兵以入讨，必重虐吾民，而人心离叛；偶一折丧，乘势以收溃卒，席卷以行，而边兵皆为贼用，然后鼓行而人无人之境，更无有挟一矢以抗之者，社稷邱墟在日晚之闲耳。

　　夫使禄山之乱，两河、汝、雏、淮、楚之闲，有大臣屯重旅，拊其入关之背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，贼其敢轻窥函谷哉？封常清一身两臂，募市人于仓卒，以授贼禽，其为必败无疑矣。二颜之起河北，张，许之守唯阳，皆率市人以战，贼之所望而目笑者也。李、郭虽出，九门克捷，而不救潼关之败。观于此，则虚其腹心，以树彊援于四末，一朝瓦解，大厦旋倾，势在必亡，无可拯救，必然之券矣。

　　且重兵之在边也，兵之疆弱，朝廷不得而知也；将之忠奸，中枢不得而诘也。兵唯知其将之恩威，而不知有天子；将一失其所守，而自放为游兵，溃而散，靡而降，反戈而内讧，岂徒禄山犯阙、天子奔蜀为然乎？杨刘一溃，而朱友贞匹马无投；恒州一衄，而石重贵束身待缚；种师道入援不振，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获。千古败亡之一轨，自大戎遽起，烽火无援，其来久矣。东汉黎阳之屯，差为有恃；乃其亡也，亦以边疆腹弱，而山东义旅，不敌董卓之胡骑。后之谋保天下者，可弗鉴诸？

　　〖一八〗

　　唐政之不终者凡三：贞观也，开元也，元和也。而天宝之与开元，其治乱之相差为尤县绝。夫人之持志以务修能，亦难乎其始耳，血气未定，物诱易迁，智未开，守未固，得失贞淫治乱之故未熟尝，而易生其骄惰；及其年富力疆，见闻益广，浮荡之志气已敛，声色之娱乐已厌，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，则靡而淫，玩而弛，纵而暴，皆日损以向于善；此中人之恒也。太甲、成王终为令主，亦此而已矣。唐之三君，既能自克以图治于气盈血溢、识浅情浮之日矣，功已略成，效可自喜溢，而躁烈之客气且衰，渔色耽游之滋味已饫，乃改而逆行，若少年狂荡之为者，此又何也？于是而知修德之与立功，其分量之所至，各有涯涘，而原委相因也。

　　夫苟以修德为心与？德者，无尽之藏也，未之见，则一善成而已若有馀矣，天下之可妨吾善者，相引以迁而不自觉；既见之矣，既习之矣，仁不熟不安于心，义未精不利于用，浩乎其无涯矣，森乎其不可犯矣，亹斖乎相引以深密，若登高山，愈陟而愈见其峻，勿容自释也。故所患者，始之不自振也，继之不自省也，而不患其终之不自保也。师保在前，疑丞在后，古人之遗文，相督而不假，窥其精意，欲从而末繇，则虽未日进于高明，而可不失其故步，奚忧末路之猖狂哉？

　　苟其以立功为心，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与？则功者，有尽之规也，内贼未除，除之而内见清矣；外寇未，之而外见宁矣；百姓未富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；法制未修，修之而国有其典矣。夫既内无肘腋之奸，外无跳梁之敌，野鲜流亡，而朝有纲纪，则过此以往，复奚事哉？志大而求盈，则贪荒远之功；心满而自得，则偷晏安之乐；所愿者在是，所行者及是，所成者止是，复奚事哉？邪佞进，女宠兴，酣歌恒舞，而曰与民同乐；深居晏起，而曰无为自正。进厝火积薪之说者，无可见之征；抱蚁穴金堤之虑者，被苛求之责。智浅者不可使深，志小者不可使大，度量有涯，淫溢必汎，盖必然之势矣。

　　是以古之圣王，后治而先学，贵德而贱功，望之天下者轻，而责之身心者重，故耄修益勤，死而后已，非以为天下也，为己而已矣。为己者，功不欲居，名不欲立，以天子而无殊于严穴之士，志日专，气日敛，欲日憺忘，心日内守，则但患其始之未正也，师保任之也；不患其终之不永也，无可见之功勋，则无告成之逸豫也。唐以功立国，而道德之旨，自天子以至于学士大夫置不讲焉，三君之不终，有以夫！

　　〖一九〗

　　大义不可易，显道不可诬，苟且因仍，无能改者，不容终隐于人心，而不幸发自德薄望轻之日，又或以纤曲邪妄之说附会之，遂以不伸于天下，君子之所重叹也。

　　商、周之德，万世之所怀，百王之所师也。祚已讫而明礼不可废，子孙不可替，大公之道也。秦起西戎，以诈力兼天下，蔑先王之道法，海内争起，不相统一，杀掠相寻，人民无主，汉祖灭秦夷项，解法纲，薄征徭，以与天下更始，略德而论功，不在汤、武下矣。汉祚既终，曹魏以下二百余年，南有司马、刘、萧、陈氏，皆窃也；北有五胡、拓拔、宇文，皆夷也；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，而天伦绝，民害滋，唐扫群盗为中国主，涤积重之暴政，予兆民以安，嗣汉而兴，功亦与汉埒等矣。

　　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乱，帝王之兴，以治相继，奚必手相授受哉！道相承也。若其乱也，则天下无君，而治者原不继乱。故夏之末造，有韦、顾、昆吾，乘暴君而霸；殷之将殄，崇、密攘臂而争；周之已衰，六国、疆秦、陈涉、项籍，挟兵以逞；汉之已亡，曹、吴、司马、刘、萧、陈、杨、五胡、索虏、宇文，割裂僭号，皆彗孛之光，前不继西没之日，后不启东生之月者也。若以一时僭割、乘郄自雄者，可为帝王授受之统系，则三檗、崇、密，可为商、周之所绍嗣矣，而岂天之所许、人之所怀哉？

　　王者褒崇先代，隆其后裔，使修事守，待以宾客，岂曰授我以天下而报其私乎？德足以君天下，功足以安黎民，统一六寓，治安百年，复有贤子孙相继以饰治，兴礼乐，敷教化，存人道，远禽兽，大造于天人者不可忘，则与天下尊之，而合乎人心之大顺。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，祟三恪之封，自应以商、周、汉为帝王相承而治之绪，是不易之大义，不诬之显道也。

　　自武德至天宝，百余年矣，议礼之臣，无能昌言以釐正，犹奉拓拔、宇文犬羊之族、杨氏悖乱之支、为元后父母之渊源，何其陋也！天宝九载，乃求殷、周、汉后立为三恪，而废拓拔、宇文、杨氏之封，虽曰已晚，堂堂乎举久湮之坠典，立百王之准则，亦伟矣哉！乃非天子所能念也，非大臣所能正也，非儒者所能议也，而出于人微言轻之崔昌。又以以王代火，五德推迁，袭邹衍之邪说参之。为儒如卫包者，抑以“四星聚尾”无稽之言为征，不能阐元德显功、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来兹者为永式，主之者又李林甫也。故林甫死，杨国思之党又起而挠之，后此弗能伸其义者；圣帝明王之祀阴，永绝于世，不亦阳乎！

　　唐之既亡，朱温以盗，朱邪、臬捩鸡以夷，刘知远、郭威琐琐健儿，瓜分海内，而仅据中州，称帝称王，贱于丞尉：至宋而后治教修明，贤君相嗣，以为天下君师。是于周、汉与唐，犹手授也。曾不能推原治统，自跻休美；而以姑息之恩，独崇柴氏。名儒林立，此议无闻，大义隐，显道息，垂及刘伯温、宋景濂，不复知有乾坤之纲纪，弗能请求刘、李、赵氏之裔以作宾于王家，曾李林甫之弗若，岂非千古之遗憾哉？虽然，人纪不容终绝，王道不容永弛，豪杰之士申其义，明断之主決于行，夫岂难哉？敬以俟之来哲。

　　〖二〇〗

　　秀者必士，朴者必农，僄而悍者必兵，天与之才，习成其性，不可移也，此之谓天秩，此之谓人官。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，此而已矣。

　　唐之府兵，世著于伍，垂及百年，而违其材质，强使即戎，于是而中国无兵。安禄山以蕃骑渡河，人无人之境，直叩潼关，岂中原之民一皆肥弱，无可奋臂以兴邪？颜鲁公一振于平原，旬日之闲，而得勇士万馀人，于是卢全诚于饶阳，李奂于河闲，李随于博平，而颜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馀万，张唯阳所纠合于雍邱者一日而得数千人，皆蹀血以与贼争死命。斯固三数公忠勇之所激，而岂此数十万比屋之民，皆养愤填胸、思拯国难者乎？僄轻鸷悍之材，诚思得当以自效，不乐于负耒披蓑，宁忘身以一逞，其材质不任农而任兵，性以成、情以定也。然则拘府兵之故纸，疑彍骑为虚文，困天下材勇于陇首，荡泆游闲，抑不收农民之利者多矣。违其性，弃其长，强其短，徒弱其兵，复窳其农，唐安得有兵与民哉？

　　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为国用，故散在天下，而天下皆得以收之，忠者以之效其忠，邪者以之党其邪，各知有所募之主帅，而顺之与逆，唯其马首是瞻，于是乎藩镇之势成，而唐虽共主，亦与碁立以相敌。延及五代，天下分崩，互相吞灭，固幽、燕叛逆之所倡，抑河北、山东义兵之所启也。若夫高仟芝、封常清迫而募于两都者，则市井之罢民，初不足为重轻者也。民惩府兵之害，闻召募出于朝廷，则畏一登籍而贻子孙之祸，固不如河北、山东、雍、睢牧守之号召，人乐于就而能得其死力也。

　　宰天下者，因其可兵而兵之，因其可农而农之，民不困，兵不枵，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，而天下永定。因天也，因人也，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。

　　二一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：“有布三百馀万疋，帛八十馀万疋，钱二十余万緡，粮三十余万斛，

　　甲兵五十馀万事。”一郡之积，充牣如此，唐之富可知矣。唐之取民，田百亩而租二石，庸调绢六丈、绵四两而止。宇文融、韦坚、王鉷、杨慎矜虽云聚敛，未尝有额外之征也。取民之俭如此国储之富如彼，其君若臣又未尝修蟋蟀葛屨之风，方且以多闻矣。繇此观之，有天下者，岂患无财哉？忧贫者，徒自夏而益其贫耳。

　　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，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，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，二者皆以训盗也；盗国而民受其伤，盗民而国为之乏矣。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，置之无用之地，积久而不可用，愈积愈宂，而数不可稽，天子莫能问也，大臣莫能诘也，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，日窃月匿，以致于销耗；且复以有为无，欺嗣君之闇，而更加赋以殚民之生计，是盗国而民伤也。有司无可赡之用，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，以取足于民，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，相习为故；且有司之科敛者一，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，官盗一，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；民乃急其私科，缓其正税，逋欠频仍以徼幸于恩贷，匿田脱户，弊百出以欺朝廷，而岁之所人，十不得五，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。

　　唐散积于州，天下皆内府，可谓得理财之道矣。已散之于天下，而不系之于一方，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，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，有司虽不保其廉隅，而无所藉口于经用之不貲，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数于贫民，而民生遂矣。官守散而易稽，不积无用以朽蠹，不资中贵之隐窃，而民之输纳有恒，无事匿田脱户，纵奸欺以坠朴氓而亏正供，则国计裕矣。故天宝户口之数，古今莫匹，兵兴之初，州县财馀于用，非地之加广、生之加蕃也，非虐取于民、伦吝于用也。散则清、聚则漏，昭然易见之理，自宋以来，弗能察焉；富有四海而患贫，未有不以贫亡者也。

　　〖二一〗

　　天子出奔以避寇，自玄宗始。其后代、德、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，虽乱而不亡。平阳之青衣行酒，五国之囚系终身，视此何如邪？春秋传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正也。”国君者，诸侯之谓也，弃其国，寓于他人之国，不得立宗庙、置社稷，委天子之命，绝先祖之祀，殄子孙之世，不若死之愈矣。诸侯之侯度固然，非天子之谓也。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，为君子者，喜其词之正，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，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，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。甚矣！持一切之论者，义不精，学不讲，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，以误天下有余矣。

　　天子有，天下之望也，前之失道而致出奔，诚不君矣；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，而视其存亡为去就；固守一城，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，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，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，而四支亟随以仆。以此为正，而不恤四海之沦胥，则幽王之灭宗周，元帝之斩梁祀，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？天子抚天下而为主，都京师者，其择便而安居者尔。九州莫非其土，率土莫非其人，一邑未亡，则犹奉宗祧于一邑，臣民之望犹系焉，弗难改图以光复也。而以匹夫硁硁之节，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？

　　呜呼！非徒天子然也。郡县之天下，守令为天子牧民，民其所司也，士非其世守也。禄山之乱，守州郡者，如郭纳、达奚珣、令狐潮之流，望风纳款，乃至忠贞如颜果卿、袁履谦、张巡者，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，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，几陷于逆，莫能湔涤。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，则何如洁身以避之，徐图自效可也。身居危困之外，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；而濡忍不决，势迫神昏，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、“艮其限，厉熏心”，亦危矣哉！不保其终无玷也。故守令无三军之寄，而以失城坐大辟，非法也。去亦死，守亦死，中人之情，畏死其恒也，迫之以必死，则唯降而已矣，是敺郡邑以从逆也。故曰非法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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