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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渊篇(3)


  一三

  子贡之言“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”,自无病;病在“虎豹之鞟,犹犬羊之鞟”二语。缘质之为义,不但是个意思,须已实有其质。以“商尚质”思之,可见质与文,都是忠敬做出来底。质是一色,文是异色;质是实实中用底,文是分外好看底。所以君子忠敬之心,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;而君子之质,则已大异于小人之质矣。

  故朱子曰“虎皮、羊皮,虽除了毛,毕竟自别”,此喻甚精切。虎之所以为虎,羊之所以为羊,既不但以毛别,且亦不但以皮别,彻底自是分明在。岂一除去毛,便可云虎豹犹犬羊哉?

  世儒言文不可离于质,此说自通。抑云质不可离于文,则舛甚矣。离文自有质,若去毛自有皮也。与皮去则毛不得存,其义自别。知此,则足以知子贡差处。然则当周未尚文之先,夏、商之君子小人,岂遂无别哉?

  其云“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”,但说个“犹”,固未尝不可有轻重、本末之差。若云本犹末也,末犹本也,亦何不可。盖本末之俱有而不可无者,一也。而本自本,末自末,正自差等分明。

  子贡盖谓文之以昭此忠敬之华者,与质所以将此忠敬之实者,以内外、本末言之,则同为因物显志,继起之事;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,则同为忠敬所丽之物。是以商之尚质,以质之可以尽忠敬;亦犹周之尚文,以文之可以昭忠敬也。如此说来,更有何弊!

  特质如皮,文如毛,忠敬如虎之所以为虎、羊之所以为羊。以本末言之,则忠敬为主,质近内而文近外,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。则同此一虎豹,毛原不害于皮,但须有皮而后有毛;同此一君子,文原非以贼质,但须既尽其质,而后听生其文。别以质,固可又别以文,别以文,非遂无别以质,不得竟以质而无文者为同于犬羊耳。

  一四

  双峰谓“忠信是德,徙义是崇”,破碎文义,于理无当。崇者即以崇其德,德者即其所崇,岂有分乎?不能徙义,则直不可谓之德。德者,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。有得于心者,必其有得于事理者也。若执一端之义,莽撞用去,不复问现前所值之境,事理所宜,则日用之闲,不得于心而妄为者多矣。是知日新而益盛者,皆德也。

  崇者,对卑而言。不以忠信为主,徒于事迹上见德,将有如管仲之所为者,非不操之有本,行之有合,于心非无所得,而抑见德于天下矣;乃唯假仁袭义,弗能敦以不息之诚,则所得者凉菲而德以卑。故唯主忠信者为崇德也。

  崇德原有两义:一为所崇者德,一为能崇其德。而所崇者德,则其德以崇;能崇其德,则崇者皆德。此二意,两句中俱有。特主忠信则以心合道;徙义则于道见心;义内故。内外合揆,而后所崇无非德,其德无不崇也。

  双峰“愈迁愈高”之说,但有言句而无实义。崇德与修慝、辨惑并列,则崇固加功之词。若云“愈迁愈高”,则功在迁而效在高,是谓德崇,而非崇德矣。况云徙义,亦初无愈迁愈高之理。缘事物之宜,不可执一,故须徙以曲成。岂始终一义,今日姑处其卑,而他日乃造其高乎?

  如“临财毋苟得”者,义也;而孟子受薛、宋之金,亦无非义也。同归于义,辞非卑而受非高。藉云“愈高”,则岂前日于齐之不受者为未高,而今日之受乃高耶?以此知双峰所云,但描画字影,而无当于理,亦释经之害马也矣!

  一五

  只忠信是德,“主忠信”是崇德;义是德,“徙义”是崇德。不尚机权而立其诚,不守闻见而必揆夫宜,则所崇皆德;诚日敦而义日富,则能崇其德;心极忠信而行无不宜,则其德崇矣。看书只须如此,自然理明义足。徒务纤新,鲜有不悖也。

  一六

  但云“爱之”“恶之”,非必不当理之爱恶。如其当理,欲其生死,亦复何妨!唯仁者能爱人,则祝之曰“万寿无疆”;唯仁者能恶人,则刺之曰“胡不遄死”。好贤如缁衣,岂不欲其生乎?恶恶如巷伯,岂不欲其死乎?倘云“彼之生死有定分,用心于不能必之地,而实无所损益”,则天下之最难必者,莫若在天之晴雨,云汉之诗,祈愿迫切,不尤惑耶?

  且使得位乘权而操生杀之柄,其所生所杀,必先有欲生欲死之之心。即无权位,而爱子则欲其生,恶盗贼则欲其死,亦自性情之正。讵生死有分,己不可必,而遂漫然置之耶?天下事勘得太破,不趋刻薄,必趋苟且,亦庸愈于惑哉?唯“既欲其生,又欲其死”,先后杂投于一人之身,斯与一朝之忿,忘身及亲者,同为心无适主,乘俄顷之意气,而陷于昏瞀耳。

  一七

  集注云“君子小人,所存既有厚薄之殊,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”,上句指小人亦知美之当成,恶之不当成,而欲排陷人使入于罪者;下句谓小人之不知孰为美,孰为恶,而反以不成人之美、成人之恶为德者。故用“既”“又”二字,双穷小人之情,而谓唯君子忠厚爱人,而不忍人之陷于非;亦深知美之当为,恶之不当为,故乐见美成,而恶闻恶就。两句注,该括曲尽。胡氏“唯恐人之不厚,唯恐人之不薄”云云,殊未分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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