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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祜


  昔夏桀不道,汤使伊尹往问就之,盖谓桀虽暴虐,能用伊尹,则其民有苏息之恵,而我无往诛之劳。五往而桀卒至不用,乃知桀之恶终不可改,故不得已而伐之。圣人之志在救民,而非富天下也如此。自三代而下,一以功利相侵夺,欲求其髣髴先王之道者蔑矣。而羊祜之守襄阳,独能以徳熏其邻,每用兵,刻日方战,不为掩袭之计。诸将有欲进谲计者,则饮以醇酒,不使得言。军行吴境,刈榖为粮,皆计所侵,送绢偿之。每逰猎,常止晋地,所得禽兽或先为吴人所伤者,皆送还之。于是轻裘缓带,雍容铃阁,而信义之风蔼然被于江汉之间。余固尝善之,谓其非以功利相侵夺者比也。及观祜入朝,力陈伐吴之计,且谓张华曰:“成吾志者子也。”祜之志果为救民乎?抑为灭吴乎?亦灭吴而已耳。盖祜之言曰:“孙皓暴虐已甚,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殁,更立令主,则虽有百万之众,长江未可窥也。”

  夫皓可伐也,祜直陈其恶,劝武帝以援江左之民于燔溺,岂不伟然哉?乃汲汲以皓殁为忧,则是幸其虐以为已利。且夫幸人之虐以为已利,则岂仁者之心哉?仁者一视而同仁,彼之民犹我之民也,其君虐之耶,我则往救之;其君安之邪,我亦可已矣,又何必俘其君、籍其民然后为得哉?祜之志未免于此,则其去以功利相侵夺者何逺焉?或曰:“如子之言,则是吴终不可灭,而晋终不能一天下也,其可乎?”余曰:王者在徳厚薄,不在地之大小也。晋虽兼南北以有之,不旋踵而内祸四出,果何在于一不一乎?

  隋文帝尝将伐陈,命大作战船,人请密之,帝曰:“吾将显行天诛,何密之有?”使投其柹于江,曰:“彼若惧而能改,吾复何求?”夫隋文帝虽未足为贤主,然此一言亦可以王矣。祜之致其君,固不能及汤,又不能如隋文乎?虽然,祜尝与陆抗对垒,能使抗饮其药而不疑,则祜亦贤矣。余之言盖所以责贤者,乃《春秋》之意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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