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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章 督陕(3)


  曹、吴所介绍的八百“顾”、“参”、“谘”,向阎督军要官要钱,稍有不遂愿处,即大发脾气,并致电给曹、吴造谣中伤。曹、吴即信他们之言,来电相责。阎是老实人,把他们无可奈何,终于迫到自杀。我因陕西地方太穷,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,纵使容得下,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,决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。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,大烟是不肯吸的。我有我的办法!即快刀斩乱麻,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。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,参议每人三十元,谘议每人二十元,无论如何,要省长筹出此款。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,把他们一一打发。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,一路走着,一路大骂,又沿途贩卖烟土,无恶不作。见了曹、吴,又造作谣言,说我在任,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,此外一律排斥。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,此亦原因之一。我想我为国家,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,无论你们挑拨亦好,咒骂亦好,我都甘心乐意,一点都不在乎。

  陕局糜烂已久,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。我接任后,所辖地面,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,其余地方,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。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,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。所以我整理陕局,在可能范围内,先从统一军政着手。

  这些部队中,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。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,其中有李虎城、邓宝珊、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,为当时的革命团体,他们的结合,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。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,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,任何办法,都乐意接受,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。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,自属非易。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,抱一不管的态度。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,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。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,即是不会联络,不会应酬敷衍,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。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,即是真的爱国爱民,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,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。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,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,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。

 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,数目相当多,各行其是,简直无法整顿,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,畀以剿抚之责。自阎督死后,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笼,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。三个人成天在一起,三日一小宴,五日一大宴。酒席之后,继以打牌玩妓,任心所欲,只是因避着我,因为在我处,每餐都喝小米粥、棒子面饼。那时兵们给养窘绌,我这已嫌吃得太好。我们吃饭时,总要读一段书,而后讲一番话。席间除谈公事而外,只谈些如何爱民,如何施政,如何练兵的道理。他听着我的话,想必如刀子扎心似的难过,一走出去就诅骂我,说是宁愿死,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。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,为享福才做官,像我这般,就是委屈得不能忍受了。于是,他们和刘日近,和我日远。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,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,一运数百万两,骡驮子络绎于道。

  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,我费了许多力气,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。临出发时,我为他饯行。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,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,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。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种的美国苹果,赠了我六七个,肉厚三四寸,如普通茶壶那么大。我舍不得吃,心想这果子多好。吴新田走时,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,我很诚恳地对他说:

  “苹果,苹果!祝您一路平安,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!”

  “督军真是爱护我。”他很感动似的说道,“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,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。”

  我想了一想,就说:“你陆大毕业,是国家难得的人才。国家希望您甚是殷切,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。望您此去,拿出才能,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。但要办事精力充沛,必须身体健壮。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,能把大烟设法戒掉。那不只为您自己好,国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。”

  他听了我这番话,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,我也没在意。哪知就这几句话,竟把他得罪了,背过脸,即把我痛骂,说:“什么玩意儿!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,管得老子这些事!”到任以后,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,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,守着烟灯,放下帐子,日夜地喷云吐雾,甚至整月不下床沿,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。什么事也被荒废了。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,竟是这般的糟糕!

 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,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。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,先后克服秦岭、黄牛铺、凤县、留坝、洋县、沔县等地,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。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,他的残部退入四川,溃散殆尽。这一件抗命的公案,至此始告结束。

 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,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,阴怀异志。省府势力所及,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。这个狭小的地盘,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,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。那些部队,大般都是纪律废弛,又加首领繁多,内幕复杂,想加以认真训练,连集合点名,他们也不同意。他们所斤斤计较者,就是粮饷。大都虚报人数,一千报成两千,三千报作五千,有的号称一旅,实际还不满两千人。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,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,所辖十余县的税收,数目小得可怜,而民国十年、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,地方上无款可筹,中央也是不管。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,对我什么也不理会。当时窘困之状,实非言语所可尽述。

 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,主要的症结所在,即在刘的把持刁难。他身绾民财两政,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,军饷又不筹一文。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。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,连吃的也难维持。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,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。当时打电话给省长,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,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。省长至此方始着急,把他已经发表的财政厅长撤职,请我另外委派。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。薛为长安老举人,经商多年,对于地方上既熟悉,又极得人民的信仰,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,决不欺骗舞弊的。那时陕西银行纸币,每元只值二角,薛先生一上台,立刻涨至四毛,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,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。选贤用能,关系如此之大。

 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。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,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,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。当时即召集省长、各厅长、科长会议,商谈多时,没有办法。省长说,目前只有两条路子:一是种烟,一是兵变。因为若要禁种烟土,则饷项无着,饷项无着,必激起兵变。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。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。我说:

  “我在这里为地方官,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?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,鸦片却非禁种不可!你们若定要种,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!”

 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。次日薛子良来见我,他这时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。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,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。我和他说:

  “你去告诉省长。请他把我打死,我一日不死,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!”

  因又商议,要在禁烟与兵变的两条路之中,想一折中的通融办法。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。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。左右都办不通,因决定权宜办法:第一,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,限期禁绝,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;第二,尽可能地实行裁兵。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。老五确能做事,经他一整顿,军纪即大大不同,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,情形更好了些。

  陕西是有名的私烟之区。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,民间种烟尤盛。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,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。烟土出口,原先税率是每两一角,我一则是寓禁于征,一则为弥补军饷,因加税每两二角。但是刘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,而且包庇烟商走姁。他同洛吴勾结,烟土出口,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,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,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,拒不纳税。那时我在潼关设卡,派刘郁芬团驻守收税。一次,刘有十万两烟土经过此地,刘郁芬派人稽查,不让查;令其照章上税,亦拒绝。当以电话问我处置办法。我告诉他说:“你先好好地说,若真不行,就武力对付。四师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饭,你只管执行规章!”直闹到了动武,方才纳了两万元的税,此后就专走荆紫关一路,再也不走潼关了。

 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,在省城,也常常抢掠民家。这种抢案屡见不鲜,我接督篆不久,即出一案。一天夜间,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,有几个人闯进来,声言买土,入了店堂,忽出手枪相挟,结果把柜撬开,抢去了数百两烟土。这事发生,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。我说:

  “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,保护人民,现在甚至省城内,督军署前,也出了抢案,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?你们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破案,否则,你们来受审判!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饶恕的,现我先受应得的处分。”

  于是我把自己的两脚戴上脚镣,告诉他们,几时拿获人犯,我几时才脱刑具。他们央告了半天,也无效果,只有慌着分头严查。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。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,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,不由分说,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。此事办后,人心为之一振,镇嵩军也乖巧多了。我说什么,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,他对人叹气说:

  “遇到冯某人,我真算倒了霉了!”

  然而他仍得意扬扬的,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。

  过了不久,又出一离奇的事。一日晚间九时光景,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,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,手里拿着烙饼,一边急走,一边挨家挨户打门,告诉各家,说督军有命令,每家烙饼十张,赶忙往西送去,要赶快,不遵从者定予枪决。霎时之间,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,闹起了数十里。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,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。第二天打听,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,直至咸阳,都是如此。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,后来我恍然了,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,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,以其鬼蜮伎俩,和我捣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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