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史·舆服志·符券

符券

　　符券。唐有银牌，发驿遣使，则门下省给之。其制，阔一寸半，长五寸，面刻隶字曰“敕走马银牌”，凡五字。首为窍，贯以韦带。其后罢之。宋初，令枢密院给券，谓之“头子”。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李飞雄诈乘驿谋乱，伏诛。诏罢枢密院券，乘驿者复制银牌，阔二寸半，长六寸。易以八分书，上鈒二飞凤，下鈒二麒麟，两边年月，贯以红丝绦。端拱中，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，又罢银牌，复给枢密院券。

　　仁宗康定元年五月，翰林学士承旨丁度、翰林学士王尧臣、知制诰叶清臣等请制军中传信牌及兵符事，诏令两制与端明殿学士李淑详定，奏闻：

　　军中符信，切要杜绝奸诈，深合机宜。今请下有司造铜兵符，给诸路总管主将，每发兵三百人或全指挥以上即用。又别造传信朱漆木牌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，每传达号令、关报会合及发兵三百人以下即用。又检到符彦卿《军律》有字验，亦乞令于移牒、传信牌上，两处参验使用。

　　一、铜兵符：汉制，铜铸，上刻虎形。今闻皇城司见有木鱼契，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状，精巧铸造。陕西五路，每路依汉制各给一至二十，计二十面，更换给用，仍以公牒为照验。

　　二、传信木牌：先朝旧制，合用坚木朱漆为之，长六寸，阔三寸，腹背刻字而中分之，字云某路传信牌。却置池槽，牙缝相合。又凿二窍，置笔墨，上帖纸，书所传达事。用印印号上，以皮系往来军吏之项。临阵传言，应有取索，并以此牌为信，写其上。如已晓会施行讫，复书牌上遣回。今乞下有司造牌，每路各给一面为样，余令本司依此制造，分给诸处，更换使用。城砦分屯军马，事须往来关会之处，亦如数给与。

　　三、字验：凡军行计会，不免文牒，或主司遗失惧罪，单使被擒，军中所谋，自然泄露。故每分屯军马之时，与主将密定字号，各掌一通，不令左右人知其义理。但于寻常公状文移内，以此字私为契约，有所施行，依此参验。不得字有重叠，及用凶恶嫌疑之语。每用文牒之上，别行写此字验，讫，印其上发往。如所请报，到，许，即依号却写印遣回；如不许，即空之。此惟主将自知，他人皆不得测。符彦卿元用四十条，以四十字为号；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，内亦有不急之事，今减作二十八字。所贵军中戎旅之人，事简易记。

　　诏并从之。嘉祐四年，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，凡七十四条，赐名《嘉祐驿令》。

　　神宗熙宁五年，诏西作坊铸造诸铜符三十四副，令三司给左契付诸门，右契付大内钥匙库。今后诸门轮差人员，依时转铜契入，赴库勘同。其铁牌只请人自执，在外仗止宿。本库依漏刻发钥匙，付外仗验请人铁牌给付，候开门讫，却执铁牌纳钥匙，请出铜契。至晚却依上请纳。其开门朝牌六面，亦随铜契依旧发放。时神宗以京城门禁不严，素无符契，命枢密院约旧制，更造铜契，中刻鱼形，以门名识之，分左右给纳，以戒不虞，而启闭之法密于旧矣。元丰元年，详定礼文所言：“旧南郊式，车驾出入宣德门、太庙灵星门、朱雀门、南薰门，皆勘箭。熙宁中，因参知政事王珪议，已罢勘箭，而勘契之式尚存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；且雷动天行，无容疑贰，必使谁何而后过门，不应典礼。考详事始，不见于《开宝礼》。咸平中，初载于仪注，盖当时礼官之失。请自今车驾出入，罢勘契。”从之。

　　高宗建炎三年，改铸虎符，枢密院主之。其制以铜为之，长六寸，阔三寸，刻篆而中分之，以左契给诸路，右契藏之。

　　门符制，以缯裹纸版，谓之“号”，皇城司掌之。敕入禁卫号，黄绫八角，三千道；入殿门黄绢以方，一千道；入宫门黄绢以圆，八千道；入皇城门黄绢以长，三千道。绍兴二年正月所定也。后更宫门号以绯红绢方，皇城门以绯红绢圆，遂久用之。后复尽以黄，或方或圆，各随其制。

　　又有檄牌，其制有金字牌、青字牌、红字牌。金字牌者，日行四百里，邮置之最速递也；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，由内侍省发遣焉。乾道末，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，日行三百五十里，军期急速则用之。淳熙末，赵汝愚在枢筦，乃作黑漆红字牌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，岁校迟速最甚者，以议赏罚。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，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。久之，稽缓复如故。绍熙末，遂置摆铺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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