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史·乐志三_梦远书城

乐志三(1)

　　元丰三年五月，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，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。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，且请如景祐故事，择人修制大乐。诏可。

　　初，言大乐七失：一曰歌不永言，声不依永，律不和声。盖金声舂容，失之则重；石声温润，失之则轻；土声函胡，失之则下；竹声清越，失之则高；丝声纤微，失之则细；革声隆大，失之则洪；匏声丛聚，失之则长；木声无余，失之则短。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，八音、律吕皆以人声为度，言虽永，不可以逾其声。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，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，所谓歌不永言也。请节其烦声，以一声歌一言。且诗言人志，咏以为歌。五声随歌，是谓依咏；律吕协奏，是谓和声。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，托乐器以写音，乐本效人，非人效乐者，此也。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，声不依咏，以咏依声，律不和声，以声和律，非古制也。

　　二曰八音不谐，钟磬阙四清声。虞乐九成，以箫为主；商乐和平，以磬为依；周乐合奏，以金为首。钟、磬、箫者，众乐之所宗，则天子之乐用八，钟、磬、箫，众乐之本，乃倍之为十六。且十二者，律之本声；而四者，应声也。本声重大为君父，应声轻清为臣子，故其四声曰清声，或曰子声也。李照议乐，始不用四清声，是有本而无应，八音何从而谐哉？今巢笙、和笙，其管十九，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，以七管为应声。用之已久，而声至和，则编钟、磬、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。

　　三曰金石夺伦。乐奏一声，诸器皆以其声应，既不可以不及，又不可以有余。今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箫、笙、阮、筝、筑奏一声，则镈钟、特磬、编磬连击三声；声烦而掩众器，遂至夺伦，则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节奏与众器同，宜勿连击。

　　四曰舞不象成。国朝郊庙之乐，先奏文舞，次奏武舞，而武舞容节六变：一变象六师初举，所向宜北；二变象上党克平，所向宜北；三变象维扬底定，所向宜东南；四变象荆湖来归，所向宜南；五变象邛蜀纳款，所向宜西；六变象兵还振旅，所向宜北而南。今舞者发扬蹈厉、进退俯仰，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，失其所向，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，则舞不象成也。

　　五曰乐失节奏。乐之始，则翕然如众羽之合；纵之，纯如也；节奏明白，皦如也；往来条理，绎如也：然后成。今乐声不一，混殽无叙，则失于节奏，非所谓成也。

　　六曰祭祀、飨无分乐之序。盖金石众作之谓奏，咏以人声之谓歌。阳律必奏，阴吕必歌，阴阳之合也。顺阴阳之合，所以交神明、致精意。今冬至祀天，不歌大吕；夏至祭地，不奏太簇；春飨祖庙，不奏无射；秋飨后庙，不歌小吕。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，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？

　　七曰郑声乱雅。然朱紫有色而易别，雅、郑无象而难知，圣人惧其难知也，故定律吕中正之音，以示万世。今古器尚存，律吕悉备，而学士、大夫不讲考击，奏作委之贱工，则雅、郑不得不杂。愿审调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，令上下通习，则郑声莫能乱雅。

　　遂为十二均图，并上之。

　　其论以为：“律各有均，有七声，更相为用。协本均则乐调，非本均则乐悖。今黄钟为宫，则太簇、姑洗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、蕤宾七声相应，谓之黄钟之均。余律为宫，同之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君者，法度号令之所出，故宫生徵；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，故徽生商；君臣一德，以康庶事，则万物得所，民遂其生，故商生羽，羽生角。然臣有常职，民有常业，物有常形，而迁则失常，故商、角、羽无变声。君总万化，不可执以一方；事通万务，不可滞于一隅：故宫、徵有变声。凡律吕之调及其宫、乐章，具著于图。”

　　帝取所上图，考其说，乃下镇、几参定。而王朴、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，其编钟、编磬虽有四清声，而黄钟、大吕正声舛误；照之编钟、编磬虽有黄钟、大吕，而全阙四清声，非古制也。朴之太簇、夹钟，则声失之高，歌者莫能追逐，平时设而不用。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，所以导中和之气，清不可太高，重不可太下，必使八音协谐、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。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、编磬十二参于律者，增以王朴无射、应钟及黄钟、大吕清声，以为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之四清声，俾众乐随之，歌工咏之，中和之声庶可以考。请下朴二律。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，其不可修者别制之。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，乞留朴钟磬，别制新乐，以验议者之术。诏以朴乐钟为清声，毋得销毁。

　　几等谓：“新乐之成，足以荐郊庙，传万世。其明堂、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：旧用夹钟之均三奏，谓之夹钟为宫；夷则之均一奏，谓之黄钟为角；林钟之均一奏，谓之太簇为徵。姑洗为羽。而《大司乐》‘凡乐，圜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。’而‘圜钟者，夹钟也’。用夹钟均之七声，以其宫声为始终，是谓圜钟为宫；用黄钟均之七声，以其角声为始终，是谓黄钟为角；用太簇均之七声，以其徵声为始终，是谓太簇为徵；用姑洗均之七声，以其羽声为始终，是谓姑洗为羽。今用夷则之均一奏，谓之黄钟为角，林钟之均二奏，谓之太簇为徵、姑洗为羽，则祀天之乐无夷则、林钟而用之，有太簇、姑洗而去之矣。唐典，祀天以夹钟宫、黄钟角、太簇徵、姑洗羽，乃周礼也，宜用夹钟为宫。其黄钟为角，则用黄钟均，以其角声为始终；太簇为徵，则用太簇均，以其徵声为始终；姑洗为羽，则用姑洗均，以其羽声为始终。祭地祇，享宗庙，皆视此均法以度曲。”

　　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，王朴磬厚，李照磬薄，惟阮逸、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，以磬氏之法摩其旁，轻重与律吕相应。钟三等，王朴钟所谓“声疾而短闻”者也，阮逸、胡瑗钟所谓“声舒而远闻”者也，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。钟磬皆三十有六架，架各十有六，则正律相应，清声自足。其堂上堂下篪、笛率从新制，而调琴、瑟、阮、筑、埙诸器，随所下律。诏悉从之。乃缉新器用，徙置太常，辟屋以贮藏之。考选乐工，汰其椎钝癃老，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，立为程度，以时习焉。

　　初，皇祐中，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，以为尝得古本《汉书》，言在《律历志》。范镇以其说为然，请依法作为尺律，然后别求古乐参考。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，尺、量、龠各一，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。诏镇与几等定乐，镇曰：“定乐当先正律。”帝然之。镇作律、尺等，欲图上之。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，不以尺度求合。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，遂奏乐成。第加恩赉，而镇谢曰：“此刘几乐也，臣何预焉！”乃复上奏曰：“太常镈钟皆有大小、轻重之法，非三代莫能为者。禁中又出李照、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，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，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，比朴乐才下半律，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，钟声郁而不发，无足议者。照之律虽是，然与其乐校，三格自相违戾。且以太簇为黄钟，则是商为宫也。

　　方刘几奏上时，臣初无所预。臣顷造律，内外有损益，其声和，又与古乐合。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，可以成一代大典。又太常无雷鼓、灵鼓、路鼓，而以散鼓代之。开元中，有以画图献者，一鼓而为八面、六面、四面，明堂用之。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，宫架中惟以散鼓，不应经义。又八音无匏、土二音：笙、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，是无匏音也；埙器以木为之，是无土音也。八音不具，以为备乐，安可得哉！”不报。

　　四年十一月，详定所言：“‘搏拊、琴、瑟以咏’，则堂上之乐，以象朝廷之治；‘下管、鼗鼓’，‘合止柷敔’，‘笙、镛以间’，则堂下之乐，以象万物之治。后世有司失其传，歌者在堂，兼设钟磬；宫架在庭，兼设琴瑟；堂下匏竹，寘之于床：并非其序。请亲祠宗庙及有司摄事，歌者在堂，不设钟磬；宫架在庭，不设琴瑟；堂下匏竹，不寘于床。其郊坛上下之乐，亦以此为正，而有司摄事如之。”又言：“以《小胥》宫县推之，则天子钟、磬、镈十二虡为宫县明矣。故或以为配十二辰，或以为配十二次，则虡无过十二。先王之制废，学者不能考其数。隋、唐以来，有谓宫县当二十虡，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。方唐之盛日，有司摄事，乐并用宫县。至德后，太常声音之工散亡，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，后世因仍不改。请郊庙有司摄事，改用宫架十二虡。”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虡，则律吕均声不足，不能成均。请如礼：宫架四面如辰位，设镈钟十二虡，而甲、丙、庚、壬设钟，乙、丁、辛、癸设磬，位各一虡。四隅植建鼓，以象二十四气。宗庙、郊丘如之。

　　五年正月，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、律曲不应古法，复下杨杰议。杰论防增编钟、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，管箫视钟磬数，登歌用玉磬，去乐曲之近清声者，舞不立表，皆非是。其言均律差互，与刘几同。请以晋鼓节金奏。考经、礼，制簨虡教国子、宗子舞，用之郊庙，为何所取？而范镇亦言：“自唐以来至国朝，三大祀乐谱并依《周礼》，然其说有黄钟为角、黄钟之角。黄钟为角者，夷则为宫；黄钟之角者，姑洗为角。十二律之于五声，皆如此率。而世俗之说，乃去‘之’字，谓太簇曰黄钟商，姑洗曰黄钟角，林钟曰黄钟徵，南吕曰黄钟羽。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，而不见《周礼》正文，所以称本寺均差互，其说难行。”帝以乐律绝学，防草莱中习之尤难，乃补防为乐正。

　　六年春正月，御大庆殿，初用新乐。二月，太常言：“郊庙乐虡，若遇雨雪，望祭即设于殿上。”三月，礼部言：“有司摄事，祀昊天舞名。请初献曰《帝临嘉至》，亚、终献曰《神娭锡羡》；太庙初献曰《孝熙昭德》，亚、终献曰《礼洽储祥》。”诏可。九月，礼部言：“《周礼》，凡大祭祀，王出入则奏《王夏》，明入庙门已用乐矣。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，皇帝诣罍洗奏《乾安》，则入门亦当奏《乾安》，庶合古制。其入景灵宫及南郊壝门，乞如之。”

　　七年正月，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，于奉宸库选玉造磬，令太常审定音律。六月，礼部言：“亲郊之岁，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，遣冢宰摄事，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。而其乐虡二十、乐工百五十有二、舞者六十有四，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，未足以称钦崇之意。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虡，工人三百有六，舞人百二十有四。”诏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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