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唐书·礼仪志一(2)

礼仪志一(2)

　　二年七月，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：

　　据祠令及新礼，并用郑玄六天之议，圆丘祀昊天上帝，南郊祭太微感帝，明堂祭太微五帝。谨按郑玄此义，唯据纬书，所说六天，皆谓星象，而昊天上帝，不属穹苍。故注《月令》及《周官》，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。又说《孝经》“郊祀后稷以配天”及明堂严父配天，皆为太微五帝。考其所说，舛谬特深。按《周易》云：“日月丽于天，百谷草木丽于地。”又云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”足明辰象非天，草木非地。《毛诗传》云：“元气昊大，则称昊天。远视苍苍，则称苍天。”此则苍昊为体，不入星辰之例。且天地各一，是曰两仪。天尚无二，焉得有六？是以王肃群儒，咸驳此义。又检太史《圆丘图》，昊天上帝座外，别有北辰座，与郑义不同。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，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，北辰自在第二等，与北斗并列，为星官内座之首，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。此乃羲和所掌，观象制图，推步有征，相沿不谬。

　　又按《史记天官书》等，太微宫有五帝者，自是五精之神，五星所奉。以其是人主之象，故况之曰帝。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，岂是天乎！《周礼》云：“兆五帝于四郊。”又云：“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。”惟称五帝，皆不言天。此自太微之神，本非穹昊之祭。又《孝经》惟云“郊祀后稷”，无别祀圆丘之文。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，圆丘即郊，犹王城、京师，异名同实。符合经典，其义甚明。而今从郑说，分为两祭，圆丘之外，别有南郊，违弃正经，理深未允。且检吏部式，惟有南郊陪位，更不别载圆丘。式文既遵王肃，祠令仍行郑义，令、式相乖，理宜改革。

　　又《孝经》云“严父莫大于配天”，下文即云：“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则是明堂所祀，正在配天，而以为但祭星官，反违明义。又按《月令》：“孟春之月，祈谷于上帝。”《左传》亦云：“凡祀，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故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。”然则启蛰郊天，自以祈谷，谓为感帝之祭，事甚不经。今请宪章姬、孔，考取王、郑，四郊迎气，存太微五帝之祀；南郊明堂，废纬书六天之义。其方丘祭地之外，别有神州，谓之北郊，

　　分地为二，既无典据，理又不通，亦请合为一祀，以符古义。仍并条附式令，永垂后则。

　　敬宗等又议笾、豆之数曰：“按今光禄式，祭天地、日月、岳镇、海渎、先蚕等，笾、豆各四。祭宗庙，笾、豆各十二。祭社稷、先农等，笾、豆各九。祭风师、雨师，笾、豆各二。寻此式文，事深乖谬。社稷多于天地，似不贵多。风雨少于日月，又不贵少。且先农、先蚕，俱为中祭，或六或四，理不可通。又先农之神，尊于释奠，笾、豆之数，先农乃少，理既差舛，难以因循。谨按《礼记郊特牲》云：‘笾、豆之荐，水土之品，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，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。’此即祭祀笾、豆，以多为贵。宗庙之数，不可逾郊。今请大祀同为十二，中祀同为十，小祀同为八，释奠准中祀。自余从座，并请依旧式。”诏并可之，遂附于礼令。

　　乾封初，高宗东封回，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。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：

　　显庆新礼，废感帝之祀，改为祈谷。昊天上帝，以高祖太武皇帝配。检旧礼，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。今既奉敕仍旧复祈谷为感帝，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，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，若更配感帝神州，便恐有乖古礼。按《礼记·祭法》云：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，殷人禘喾而郊冥，周人禘喾而郊稷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。祭上帝于南郊曰郊”。又按《三礼义宗》云，“夏正郊天者，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”，即《大传》所谓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”是也。此则禘须远祖，郊须始祖。今若禘郊同用一祖，恐于典礼无所据。其神州十月祭者，十月以阴用事，故以此时祭之，依检更无故实。按《春秋》“启蛰而郊”，郑玄注《礼》云：“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”又《三礼义宗》云：“祭神州法，正月祀于北郊。”请依典礼，以正月祭者。请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总议定奏闻。其灵台、明堂，检书礼用郑玄义，仍祭五方帝，新礼用王肃义。

　　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，其雩及明堂，并准敕祭祀。于是奉常博士陆遵楷、张统师、权无二、许子儒等议称：“北郊之月，古无明文。汉光武正月辛未，始建北郊。咸和中议，北郊同用正月，然皆无指据。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，为是阴用事，故于时祭之。请依旧十月致祭。”

　　乾封二年十二月，诏曰：

　　夫受命承天，崇至敬于明祀；膺图纂箓，昭大孝于严配。是以荐鲦鲿于清庙，集振鹭于西雍，宣《雅》、《颂》于太师，明肃恭于考室。用能纪配天之盛业，嗣积德之鸿休，永播英声，长为称首。周京道丧，秦室政乖，礼乐沦亡，典经残灭。遂使汉朝博士，空说六宗之文；晋代鸿儒，争陈七祀之议。或同昊天于五帝，分感帝于五行。自兹以降，递相祖述，异论纷纭，是非莫定。

　　朕以寡薄，嗣膺丕绪，肃承禋祀，明发载怀，虔奉宗祧，寤寐兴感。每惟宗庙之重，尊配之仪，思革旧章，以申诚敬。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，创业垂统，拯庶类于涂炭，寘怀生于仁寿。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，道极几神，执锐被坚，栉风沐雨，劳形以安百姓，屈己而济四方，泽被区中，恩覃海外。乾坤所以交泰，品物于是咸亨。掩玄阙而开疆，指青丘而作镇。巍巍荡荡，无得名焉。《礼》曰：“化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祭者，非物自外至也，自内生于心也。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。”况祖功宗德，道冠百王；尽圣穷神，业高千古。自今以后，祭圆丘、五方、明堂、感帝、神州等祠，高祖太武皇帝、太宗文皇帝崇配，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。庶因心致敬，获展虔诚，宗祀配天，永光鸿烈。

　　仪凤二年七月，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：“明堂大享，准古礼郑玄义，祀五天帝，王肃义，祀五行帝。《贞观礼》依郑玄义祀五天帝，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。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。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。又奉去年敕，并依周礼行事。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，未审依古礼及《贞观礼》，为复依见行之礼？”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，依违久而不决。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，事仍不定。自此明堂大享，兼用贞观、显庆二《礼》。

　　则天临朝，垂拱元年七月，有司议圆丘、方丘及南郊、明堂严配之礼。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：

　　谨按《孝经》云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”明配尊大，昊天是也。物之大者，莫若于天，推父比天，与之相配，行孝之大，莫过于此，以明尊配之极也。又《易》云：“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郑玄注：“上帝，天帝也。”故知昊天之祭，合祖考并配。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、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，义符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之文也。神尧皇帝肇基王业，应天顺人，请配感帝于南郊，义符《大传》之文。又《祭法》云：“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”祖，始也；宗，尊也。所以名祭为尊始者，明一祭之中，有此二义。又《孝经》云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。”文王言祖，而云宗者，亦是通武王之义。故明堂之祭，配以祖考。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、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，义符《周易》及《祭法》之文也。

　　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：

　　谨按《礼》：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顼而宗尧。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，祖颛顼而宗禹。殷人禘喾而郊冥，祖契而宗汤。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谓祭昊天于圆丘，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曰祖、宗。”伏寻严配之文，于此最为详备。虞、夏则退颛顼而郊喾，殷人则舍契而郊冥。去取既多。前后乖次。得礼之序，莫尚于周。禘喾郊稷，不间于二王；明堂宗祀，始兼于两配。咸以文王、武王父子殊别，文王为父，上主五帝；武王对父，下配五神。《孝经》曰：“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，则武王虽在明堂，理未齐于配祭；既称宗祀，义独主于尊严。虽同两祭，终为一主。故《孝经纬》曰“后稷为天地主，文王为五帝宗”也。必若一神两祭便，则五祭十祠，荐献频繁，礼亏于数。此则神无二主之道，礼崇一配之义。窃寻贞观、永徽，共尊专配；显庆之后，始创兼尊。必以顺古而行，实谓从周为美。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圆丘、方泽，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、北郊。高宗天皇大帝德迈九皇，功开万宇，制礼作乐，告禅升中，率土共休，普天同赖，窃惟莫大之孝，理当总配五天。

　　凤阁舍人元万顷、范履冰等议曰：

　　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凿乾构象，辟土开基。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，循机阐极。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，廓文武之宏规。三圣重光，千年接旦。神功睿德，罄图牒而难称；盛烈鸿猷，超古今而莫拟。岂徒锱铢尧、舜，糠粃殷、周而已哉！谨案见行礼，昊天上帝等祠五所，咸奉高祖神尧皇帝、太宗文武皇帝兼配。今议者引《祭法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孝经》之文，虽近稽古之辞，殊失因心之旨。但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，孝以成志，忠而顺美。窃以兼配之礼，特禀先圣之怀，爰取训于前规，遂申情于大孝。《诗》云：“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敬寻厥旨，本合斯义。今若远摭遗文，近乖成典，拘常不变，守滞莫通，便是臣黜于君，遽易郊丘之位，下非于上，靡遵弓剑之心。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，徇皇帝孝思之德！慎终追远，良谓非宜。严父配天，宁当若是？伏据见行礼，高祖神尧皇帝、太宗文武圣皇帝，今既先配五祠，理当依旧无改。高宗天皇大帝齐尊曜魄，等邃含枢，阐三叶之宏基，开万代之鸿业。重规叠矩，在功烈而无差；享帝郊天，岂祀配之有别。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。

　　制从万顷议。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。

　　及则天革命，天册万岁元年，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，亲享南郊，合祭天地。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，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，亦以二祖同配，如乾封之礼。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，合祭天地及诸郊丘，并以配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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